末科秀才陈桂秋

陈炳文

陈桂秋(1871-1956)，字舜挥(逊辉)，晚清廪生，乡人称

之为“老秀才”(东山最后一位秀才)，《东山县志（民国稿本）》主要编纂人员之一。父陈致远，字振夫，号萼楼老人，早年去越南西贡经商，是西贡“福建会馆”创始人之一，至今越南西贡福建会馆大理石壁上尚刻有陈致远的名字。桂秋先生之子陈雯登(1902-1999)，毕生身处国内外教育界高层，历任新加坡“爱同”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教导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到台湾后仍任督学、“国大”代表）、美国西雅图大学伦理学教授、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新生活实践》等著作，编写大量教科书，致力教育的硕果累累，成就卓著（详见拙作《业由执教起，作育在春庠》，载本书第   页）。

陈桂秋先生饱读诗书，过目成诵，文思敏捷，诗文著作严谨。传说早年赴府城考秀才时，考官宣示试题后，多数考生尚在苦苦思索，无从下手。而桂秋先生则是即刻奋笔疾书。考官巡视考场，直往桂秋先生坐位旁边，见其答卷已是满纸琳琅，洋洋成文。当下考官心生疑惑，恐其先有夹带 ，或是请人代笔照抄。考官便悄悄在桂秋先生背后，揭起其上衣衣角，不见有夹带，里面所穿却是一件破棉袄，细看答案，始知是一苦读书生，绝无能力出钱请人代笔。是科，桂秋先生考中“秀才”。翌年，清廷废除科举，改设学堂，不再开科取士，桂秋先生未能继续考取功名，他也就便成了东山最后一位秀才，于是他在家乡设私塾馆授徒，东升小学创办初期，先生即被马兆麟堂长聘为教师。中年时期，先生受聘厦门英华中学任教。因学识渊博，治学谨严，海澄县新安里一丘姓大户获悉后，慕名诚聘他担任族中子弟教席，深得大户人家敬重，视为座上宾，对其执礼甚恭。在海澄执教达八、九年之久，桃李遍漳厦一带。（另起一行）抗日战争爆发，桂秋先生返梓。回乡后，他自然而然成为东山知名乡绅之一。然而他秉性耿介，洁身自好，不肯与蝇营狗苟之辈同流合污。每逢日寇进攻东山岛时，他唯恐日本人找他当维持会长，他便携带家眷往乡下“走反”，他说宁可砍头也不当汉奸。又因为见多识广，地方上屡屡有人请他出来当个“头”，他都均婉言谢绝。可是当小贩陈金印（陈江祥先生先父）因交不起捐税，被当时的镇公所拘押时，陈桂秋先生获悉后，即往他却毫不犹豫地来到镇长家里，对镇长说：“他是我的学子，大老实人一个，家境贫穷，家无隔夜粮，你们怎可以抓他？”镇长立即陪着笑脸答应立即放人。桂秋先生运用他的声望为民解难排忧的事例，时有所闻。

民国31年，桂秋先生他全身心投入《东山县志（民国稿本）》的编纂工作，工余，在“萼楼”前吟诗作对，尽享抑扬顿挫之乐。其代表作《塔屿怀古》吟道：“擎天屹立看巍峨，隐处硕人在涧阿；石蕴精华磨断碣，地灵磅礴涌惊涛。潜修老去摅韬略，息养闲来学啸歌；三百年前遗胜迹，贤关圣域此中过。”其他诗文也文采奕奕，令人钦佩。

东山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地方上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均受到人民政府制裁，其中不乏桂秋先生旧时友人，但他却能明哲保身，清名不坠，在当时是实在值得庆幸的了。他毕生不问政治的人，终与政治无涉。直至1956年桂秋先生逝世之前，他都在风平浪静、悠闲自得、诗文养性的日子里度过。

桂秋先生祖上有“孔子不误人”的家训，所以，陈家几代人不管家里有多穷，都要让子女读书，并鼓励其向外发展，而且要走得“愈远愈好”。为什么有这一家训呢？这还得从致远公修楼选址说起。致远公在西贡积攒了一笔钱后，返梓择地建基立业。他一生笃信风水，崇尚堪舆之术，便重金礼聘广东地理师，一连数天，到处寻找风水宝地，走遍了铜山古城的内内外外、沟沟壑壑，最后把目光锁定在古嵝山的龙脉上。当地理师摆开庚盘面对苏峰时，突见一朵祥云笼罩在苏峰尖上，民众皆称为“苏峰戴官帽”（如果是下雨天，苏峰尖上白云覆盖，则认为是苏尖戴斗笠，预示雨天）。到傍晚时分，祥云还是一动不动没有散去。地理师只好收拾行当，择日再来。第三天清晨，东方日出，祥云才慢慢散开。地理师重新摆上庚盘，按“艮坤丑未”的坐向，调整了宝地的方位，正对苏峰。经过一番折腾，才确定了萼楼的四至坐标点。致远公询地理师：“先生何以见得？请赐教。”地理师说：“宝地背倚古嵝山龙脉，处五老峰之麓；面鉴文笔山（指苏峰），南溟作明堂；左听泓沚泉响，观蟳石吐沫；右依笔架石、小蓬莱胜景。得此宝地风水，利科甲，旺文才。远观苏峰山，峰尖挺拔，文笔更尖。日后子孙远离故土发展，文官必显赫。”对堪舆学有一定造诣的致远公顿悟，窃喜所见略同，不谋而合，也就深信不疑了。他深知当时的社会只有读书考取功名，才是人生最好的出路。所以才有了上述家训，才有后续的陈雯登、陈雯禧、陈雯炳、陈雯质、陈启明等一一远离家乡外出求学的远大志向。

萼楼因地制宜而建，依山势走向，前低后高，层次分明，步步高升，错落有致。楼分二进式营建，前进为平房，是典型的东山“一厅四房”屋式，再拾级而上，后进为楼房，即主楼。庭园植有“鹰爪”、“秋兰”等花卉，熏风南来，花香四袭。桂秋先生为萼楼撰写了对联：“依山为屋勿忘高曾矩矱；傍石卜居留与子孙栖迟。”此联又承马兆麟先生亲赐墨宝。联用细壳灰浮塑垫底，彩色剪瓷贴面。然而这副文化韵味颇为浓厚的对联，连同萼楼里的家藏字画、书籍，在文革中，未能幸免于被毁。

萼楼建成后，古城一些大户人家闻风而动，欲染指龙脉灵气，纷纷在萼楼周边圈地建屋。清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官府为保护龙脊不受破坏，在笔架石上镌刻“公禁”，全文如下：“此处系文武庙龙脉，东至书院前，西至狮舌下公禁。不许借称祖地盖筑房屋、挖土取石。如违，呈官究治。”自公禁到1971年120多年间，此范围内不曾有人挖土取石，更没有人兴建房屋。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古嵝山和龙脊一带山地，一夜之间被民众占为宅基地，争相取土取石，“水天一色”石刻也被炸毁用作建房基石，实在可叹。

桂秋先生一生俭朴。蒋介石所赠长袍（参阅本书《业从执教起，作育在春庠》），先生平时舍不得穿，只在春秋两祭时才郑重其事穿上，大事办妥仍脱下珍藏。狮哥乳周边民众议论“老秀才”：“花生掰畔，土鬼（海蚬 ）分粒，洋火（火柴）算支”，说是花生米要掰成两半食用，海蚬要按个分配，火柴要每天限用几支，形容先生极度节俭。然而，购买书籍的花费，他却一点也不吝啬。尚未成套的书籍，不管花多少钱，都要力求补齐。本地买不到的，就托人到广东等地寻找购买。在他的书房里，珍藏了各种典籍。他用《劝学篇》中“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警句激励后代和学生认真读书。

抗战时期，桂秋先生同邑绅李猷明、朱炳耀、陈克明、翁奇达等人共商发起编纂《东山县志》一事，得到时任县长楼胜利首肯，并被委为编修委员、协纂，是实际上的主编之一。先生运用家中的丰富人文资料，并广搜旁引，采撰探赜，以他的博学多才和厚实的文字功底，协助总纂李猷明，致力于《东山县志（民国稿本）》的研究、撰写、整理。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周折，1987年10月，尘封了45年的《东山县志（民国稿本）》终于重见天日，得以出版问世，完成了东山文史的一件大事。桂秋先生功不可没，九泉之下当可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