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插图 蔡力杰

位于顶街的“纶章垂耀”坊是东山县为数不多的明代石牌坊之一。该坊并非崇楼杰阁，不过是古建筑小品，但却因其宏伟端庄的造型和细腻精致的雕刻建筑成为难得的石构艺术精品；同时其更因记载着东山文人蔚起的时代记忆而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艺术珍宝和历史印记的叠合也使得该坊更显弥足珍贵，并被公布为东山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纶章垂耀”坊的破坏与现状

虽然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早在几十年前就残破不堪，难窥全貌。造成破坏的原因除了地震，风化等自然原因外，也有包括车撞，毁砸等在内的人为因素。然而，该坊虽命运多舛，但由于其用材粗壮结实，结构合理，牵插紧密，整体间架结构仍然可辨，而不至于倾颓毁塌，化为齑粉。

图1 “纶章垂耀”坊现状

现存残坊为西北-东南座向，石仿木结构，面阔6.8米【图1】。根据现有枋柱结构可知，原坊应为四柱三间式样。“纶章垂耀”坊长期遭坊体受侵和构件散失之苦。该坊右侧近地部分尚属完好，然而左侧的小额枋以下部分则多年来一直被民居所挤占，所幸并为构成实质性伤害。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该坊构件的大量散落甚至佚失，现存完好的构件有【图2】：

1. 正间，次间的石柱共四根

2. 正间龙门枋一条

3. 左次间的大额枋和小额枋各一条

4. 右次间的大额枋和小额枋（缺失右侧雀替）各一条

5. 右侧次楼构件一组，包含

次楼正脊-吻兽构件一组

次楼楼顶板（或称檐板）一座

瓜筒型瓜柱一支（散斗有部分遗失）

斗拱一朵（散斗有部分遗失）

6. 正间抱鼓石三个

7. 右次抱鼓石两个

图2 “纶章垂耀”坊残构图解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现在仍位于原位置的遗构甚至不到原貌的一半，而且令人感到担忧的是这座岌岌可危的明代牌坊随时受不确定因素的威胁，没有人能保证其不再掉落构件。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有规划地，科学地进行保护性复原不仅有着使艺术珍品重获新生的重大意义，而且更是迫在眉睫的文化守护之举。

二．文献里关于“纶章垂耀”坊的蛛丝马迹

然而“纶章垂耀”坊的修复并非易事，由于历史上该坊所在的铜山千户所地界先是隶属于漳浦县，后于雍正时期又隶属于诏安县。因此尽管铜山在历史上确实是举足轻重的海防重地，但却也一直游离于这两县的核心地带。铜山长期不是独立的县级单位亦造成了地方方志编纂工作的困难。这就给找寻 “纶章垂耀”坊的文献记载造成了严峻挑战。

一．明代万历《漳州府志》是研究明代漳州风土的重要方志，基本涉及现在的整个漳州地区，该书中漳浦县志分卷的坊市条中记载了包括聚英坊，育秀坊在内的25座牌坊，但其中并无“纶章垂耀”坊。

二．康熙《漳浦县志》著录的漳浦辖境的牌坊比之万历《漳州府志》有数倍的增加，然而依然没有任何一座位于今铜陵境（其时称铜山）内的牌坊的记载。

三．从目前笔者掌握的材料看，关于该坊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乾隆年间编纂的《铜山志》。《铜山志》卷之二·建置志记载：“科第开先坊 在城内所前大街，为唐公文灿立。”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个字，却有两个细节貌似有稍许歧义：其一是材料中只是提到该坊为“科第开先”坊，并未提到后来被普遍接受的“纶章垂耀”坊；其二，关于该坊的地点，并没有描述为“在顶街”，而是写成在“所前大街”。从某种角度看我们似乎不能强行把“科第开先”坊和“纶章垂耀”坊混为一谈。当然要解决这一矛盾却也不难，《铜山志》卷之二·建置志记录有街巷共23条，其中唯一冠以大街称谓的只有一个“西门大街”，因此所谓的“所前大街”应该就是指“西门大街”，“所前”可能只是一个指向的称谓。而现在的顶街前身就是“西门大街”，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科第开先”坊确实就是位于顶街，而历史上无论是“西门大街”或者称顶街唯一存在过的明代的牌坊就只有“纶章垂耀”坊，因此二者应该是同一座牌坊的不同叫法。造成这一原因的主要是由于古代牌坊的匾额一般是两面题字，所看方向不同也影响其叫法。

雍正年间，铜山改隶诏安县，结束一岛二属的局面，至此搜寻的方向转入诏安。

四．遗憾的是光绪《漳州府志》卷五坊表条目的诏安县分条中也没有关于“科第开先”或者“纶章垂耀”的任何文字记载，而有意思的是该条首次记载了东山县境内的其他牌坊，分别是联芳坊，旌义坊和郁苍佳气坊。（光绪漳州府志P94 《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29 光绪漳州府志》上海书店出版社编） 

进入民国时期，东山县于1916年独立置县，搜索重点回到本土县志。

五．《东山县志·民国稿本》是建国前记载“纶章垂耀”坊最为详尽的方志。根据该书卷十名迹志 碑坊记载：“纶章垂耀坊在城内顶街，明唐文灿立。故址今存。”在这个记载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首次出现“纶章垂耀”坊这一称谓，而“明唐文灿立”这一点应是因循《铜山志》的说法。从此我们甚至能推测，起码在该书编纂时期，该坊的匾额可能依然存在，编纂者是根据匾额上镌刻的“纶章垂耀”来给它重新定名的。而卷十一杂志的一段话更是值得玩味，其记述道：“城内顶街，有“纶章垂耀”坊，一说“科第开先”坊，明唐文灿所立。传文灿为开铜山有科第之先，故立坊自表。考文灿在隆庆二年成进士，然游天庭，黄镆二人中进士均较文灿先，疑当时游、黄二家显达后，即他徙，不立坊，故文灿得先建立焉；一说，游天庭，黄镆因中顺天榜，故“科第开先”归之文灿云。识以俟考。” 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是议论“科第开先”是否妥帖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故略去不论。这段话‘一说“科第开先”坊’中的所谓“一说”应该就是陈振藻在《铜山志》中提出的“科第开先”坊一说。这里书写者貌似有意要推崇“纶章垂耀”的新称谓而故意避开“科第开先”的旧提法。

而我们知道“纶章垂耀”说的是“皇帝下诏恩准唐文灿立碑坊，以彰显进士唐文灿勋业文章并显于当时而垂耀于后世”（见许培斌老师的《纶章垂耀坊与唐文灿》）；而“科第开先”则是表彰其作为登科第一人而首开一地之先的功绩。由此不难看出，“纶章垂耀”只是彰显皇恩的虚言，而“科第开先”才是旌表的实际内容所在，所以以“科第开先”为坊名似乎更有道理。但是这里所见却恰恰相反，以“纶章垂耀”为坊名反倒陷入主次不分的尴尬局面。因此笔者作了一个大胆假设：其时该坊匾额镌刻“科第开先”的一面可能已经漫灭模糊而无法辨识，所以只能根据残留的“纶章垂耀”题字加以重新命名。当然这种推测需要健在的民国亲历者提供其所见来加以佐证，笔者囿于客观条件这里不作深究。

六．1993年编纂完成的新编《东山县志》是目前东山最具权威，最有分量的本地志书，其对于一些县情县况的记载之完备前所未有。该书卷三十一对于该坊记载道：“纶章垂耀坊 在今铜陵镇顶街，明隆庆二年（1568年），唐文灿中进士，为铜山第一个进士，立此坊。该坊位于顶街中心，石结构，高6.7米，宽6.8米，四根石柱高各4米，边长0.52米。前镌刻“纶章垂耀”，后刻“科第开先”。牌坊局部保存。”这段表述尽管对前代方志记述作了高度概括同时加入实测数据，但今天看来这段表述起码有几个地方值得商榷。

其一，唐文灿并是否真是铜山第一个进士，这个问题在民国稿本的《东山县志》中已有争议，此处私作结论恐有不妥。

其二，根据表述，该坊似是在隆庆二年所立，其立坊时间确定在此年并没有可考的证据，以其登科之年来确定立坊时间，恐怕有点想当然之嫌。关于该坊立坊时间，笔者会在附记中具体论证。

其三，所谓的坊高6.7米的结论也是令人怀疑，从上文可知，该坊的上层屋顶早已无存，因此如何得知的坊高实在是值得深究。

然而尽管如此，新编《东山县志》关于该坊的模式仍是瑕不掩瑜，尤其是几个实测数据的提供，把对于该坊的表述从探究文化历史层面重新拉回到关注石坊本身。对于我们研究该坊的样式和今后可能的复原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至此关于“纶章垂耀”坊的文献资料基本搜寻完毕，根据有限的资料我们仅能得到如下资料：1.“纶章垂耀”坊位于东山县铜陵镇的顶街。2.该坊是为表彰本县明代唐文灿登科和勋业所立的。3.匾额前后面分别镌刻有“纶章垂耀”和“科第开先”字样。4.牌坊尺寸为：高6.7米，宽6.8米。四根石柱高各4米，边长0.52米。5.牌坊局部保存。这些零星记录仅能供我们理解其历史文化内涵，而难以对其原有形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因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重新放到该坊实体本身，而鉴于牌坊所在地东山（更精确一点说是原铜山千户所所在地）是属于漳州地区的一部分，而此区域内的古建筑在风格上有着高度相似性，尤其是渊源，形制互有联系。因此研究归纳出漳州地区的石牌坊的共性，并以此为指导推测，甚至尽可能还原出“纶章垂耀”坊这一个例无疑是一个科学的高效的途径。

三．漳州地区石牌坊风格的形成及其特点

漳州地区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海滨邹鲁”的美称。而本地风气又多以求取科第为上，重教兴学，蔚然成风。而到了明清两代更是及第者济济，朝野内外，名人辈出。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凡中举者、登进士者、入仕为官者莫不以立碑竖坊为要务，以表彰功德，显荣乡里。因此明清时期整个漳州地区的牌坊营造狂潮此起彼伏，洋洋大观。

根据光绪《漳州府志》的记载，在清光绪以前整个漳州地区的牌坊就已经数量惊人了。

其中漳州府龙溪县作为漳州的中心就有超过100座牌坊。而与东山相邻的漳浦县有52座牌坊（功名坊，不含各种节孝牌坊），诏安县也有24座牌坊（功名坊，不含各种孝节牌坊）。

而大量的牌坊修建带来的必然是漳州地区牌坊营造技艺进一步的成熟甚至程式化，最终带动该地区牌坊，特别是石牌坊建筑风格的形成。如今，从漳州地区现有的为数不多的牌坊来看，这种地域风格无疑已经完全确立，并且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这种风格不仅与华北，皖赣，川渝等地的牌坊风格迥异，甚至与闽南文化圈内其他地区的牌坊风格也有着较明显的差别。

1.造型的特点

漳州地区石牌坊正立面造型多呈方形或者方形略扁。这种以方为主的正立面造型【图3】不仅与南方（尤其是皖赣等）大部分地区的石坊所呈现出的高峻瘦挺的竖向拉伸的面貌迥异【图4】，也与华北（特别是北京）地区的质朴厚重的横向拉伸的正立面造型有明显区别【图5】。这种方形立面明显给人以稳重平和之感，有效避免了石坊中常有的过分张扬，矫揉造作或者臃肿压抑的弊病。同时其既保留了石坊作为纪念性建筑应有的端庄威仪，也保持了南方建筑特有的灵动精致的艺术特点。完全体现了漳州古代工匠在处理石构建筑立面这一重点和难点上的独到眼光。

漳州地区石牌坊的另一大结构特点是屋顶形式多是起翘平缓的歇山顶。戗脊起翘适中，平缓微升，是本地石牌坊屋顶的一大视觉特点。这与南方地区石牌坊普遍流行的夸张的大幅度戗脊起翘有着明显区别，同时与北方地区石牌坊平直甚至毫无弧度戗脊更是与天壤之别。

图3  立面呈方形的漳浦县“秋官”坊

图4 立面呈竖型的安徽“荆藩首相“坊      图5  立面呈横型的北京十三陵牌坊         

2.石仿木的程度

漳州地区石牌坊石仿木程度较高，但在木石平衡上相对合理。由于石牌坊是由木牌坊演化而来，所以免不了在一些方面还遵循木结构方式，带有木构特点。因此石牌坊作为石构在仿木结构方面不是彻底模仿，就是有意简化，或是完全体现石构特色，其石仿木程度高度也是体现一个地方风格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一些石雕艺术讲求精巧细致的地区更容易出现完全仿木的石构牌坊，例如山西或者皖浙的部分地区【图6】；而一些官式建筑影响较深地区则以突出石构特性为主，例如北京和山东部分地方【图7】。从艺术角度前者容易流于繁琐，后者经常缺乏轻巧和精致。

而漳州地区石牌坊因受精细一路的地区石雕艺术影响也是石仿木程度相对较高，但基本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图8】，在仿木方面，其还保留包括斗拱，瓜柱，正脊，吻兽等经典的木构件，尤其是斗拱仍然采用一个个独立的拱，斗组合而成；而在一些结构性的大构件中，如柱，额枋，屋顶等则多加以简化以适应石构特点，比如屋顶就是把椽子，套兽，戗兽等琐碎细节一概省略，以确保整块石板的单纯牢固。这种在简洁大气的整体风格又以局部的精雕细刻进行点缀的风格成为了本地石牌坊的一个重要特征。

图6 石仿木程度极高的山西龙泉寺牌坊

  图7  石仿木程度较低的山东颜庙牌坊    图8 石仿木程度适中的诏安县“父子进士”坊

3.石材的选用

漳州地区石牌坊多以本地盛产的花岗岩为主材，同时辅以部分青石石材。这种因地取材的选法极富地域特点。闽南地区的古代建坊工匠显然深谙这两种石料的特性，对二者的功能运用有着合理的安排。其中花岗岩因为其硬度高，耐磨损，耐风化，所以在闽南石牌坊中主要的承重和连接结构，例如柱，枋，顶等多用花岗岩材料。而青石质地较软，密度大，非常适合精细雕刻，因此被广泛运用于斗拱，龙凤牌，垫板等细小的构件中。同时二者所呈现出的白色（米色）和青色（灰色）的颜色搭配也非常悦目，清爽大气，而据笔者所知这种多色牌坊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的【图9】【图10】。

图9 青白双色的诏安县“天宠重褒”坊       图10  单色的山东安丘县“庵上坊”

当然，漳州地区的石牌坊的风格特征不止于此，此处仅详述上文这几点具有代表性的特点。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诸点为笔者自主归纳，鉴于客观原因无法保证漳州地区的每一座牌坊都符合，而且由于闽南文化内部并无太大的地域区别，因此这些风格特点可能与厦泉地区甚至潮汕地区的石坊风格特点出现交叉。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以“纶章垂耀”坊与诸特点进行比对：无论是6.8*6.7md的似于方形的正立面尺寸，还是粗实的柱枋与精细仿木斗拱的搭配，亦或是白石青石混用的用材特点，都可以轻易得出的结论：该坊完全符合上述诸点特点，是一座典型的漳州地区风格的石牌坊。有了整体风格的把握，笔者试着循这一线索继续往下挖掘，继续探寻漳州地区石坊的具体样式，并找到“纶章垂耀”坊与漳州地区其他牌坊的内在联系。最终确定与该坊存在相似可能的样式。

四．漳州地区石牌坊的具体样式

漳州地区虽然存在着巨大的石牌坊数量，但是从总体上说其样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甚至可以说是较为单调的。为了归纳总结出较有说服力的本地区石坊样式，笔者特地收集了本地区部分市县较为知名的功名（含小部分庆寿类石牌坊）石牌坊的图像以供比对，其中笔者特别关注了毗邻东山的诏安县，漳浦县，云霄县三县（历史上东山与此三县文化交流最为密切，彼此的建筑风格高度相似）的石坊图像，同时把远离东山的长泰县石坊也作为一个重要参考点（以考察某样式是否有地域代表性，是否会因距离的远近而产生较大的差异）。以下分类介绍三种主要样式：    

1.四柱三间重檐歇山式

此样式的石牌坊类似于木构架中的穿斗式，最明显的特征是正间立柱顶着瓜柱累叠上去直接承托顶层屋顶，而次间立柱稍矮。正间、次间立柱之间以额枋彼此联系。

此样式的石牌坊在漳州地区现存的石坊中所占数量比例最大，而且分布最广。就其数量和分布来，笔者也根据手头资料作了大致的统计

诏安南诏镇前街—东门中街现存的主要七座牌坊中就有包括“天宠重褒”坊，“父子进士”坊，“囧卿典貤”坊，“百岁坊”在内的4座该样式的石牌坊【图11】。

漳浦县现存多为节孝坊和墓道坊，在为数不多的2~3座较复杂的中大型石牌坊中就包括“存膺褒纶”坊，“秋官”坊这2座该样式的石牌坊【图12】。

云霄县也有“龙章褒锡”坊，“贞德垂芳”坊在内的2座该式样的石牌坊【图12】。

长泰县中山路南段的三座明代石牌坊最为闻名，其中包括“祖孙执法”坊，“解元世科”坊在内的2座也属于该样式的石牌坊【图13】。

综上，仅4县就共计有10座该样式石牌坊，而且其在各自地区的石牌坊类型中所数量占比都超过50%，因此我们大可将此样式定位为漳州地区最为经典的石牌坊样式【图14】。其结构风格高度成熟，出现了程式化的现象，值得重点关注。

而我们根据上述该样式的描述，并以“纶章垂耀”坊现存残构与这10座牌坊样本进行对比后可以基本确定“纶章垂耀”坊就是属于该样式的，并且其造型较为标准，与这10个样本契合度较高，并未出现太大的地域差异。

另外，此样式的变种包括：四柱三间三重檐歇山式。既是在重檐基础上再加两根瓜柱承托第三层屋顶。

图11 诏安县实例图                    图12 漳浦县、云霄县实例图

图13 长泰县实例图           图14“四柱三间重檐歇山式”石坊结构示意图

2.两柱单间重檐歇山式

此样式的石牌坊类似于木构架中的抬梁式，风格特征鲜明，其两根石柱承托最底层额枋，额枋上置斗拱瓜柱，而斗拱和瓜柱则共承下层屋顶，二层顶上再竖瓜柱承顶层屋顶，从视觉上看其上半部分基本与前一种相似仅稍窄。

由于该式样只是两柱单间，跨度小，受力有限，导致结构复杂度有限，且内容丰富度也差强人意，往往气派不足，拘谨有余。因此该样式石坊数量较少，具体实例有诏安的“关帝坊”【图15】 ，长泰的“秋水鱼龙”坊【图16】等。

     从“纶章垂耀”坊的开间数就可知其与该类牌坊并无交集，然而如前所述该样式牌坊的上半部分结构【图17】仍可供参考。

该样式牌坊的也存在变种，即是：两柱单间三重檐歇山式。

图15 诏安县“关帝坊”        图16 长泰县“秋水鱼龙”坊

图17 “两柱单间重檐歇山式”石坊结构示意图

3.十二柱三间三重檐歇山左右带边楼式。

此样式的石牌坊结构复杂度远超前二式。其把近于平面的石牌坊演进到一个立体化的新高度，我们可以简单把该样式理解成在普通牌坊的左右两翼来加上两个边楼，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粗浅的视觉判断，其实际包含了力学上支撑点的改变，联系方式的进一步优化等等复杂问题，由于其并非重点这里也不加以详述。感兴趣者可参见闽南师范大学方静《漳州石牌坊装饰艺术》一文。

该样式的牌坊由于结构极为复杂，工艺要求又精湛高超，修造难免耗时长，且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非一县所能轻易承担，因此其数量之稀少可见一斑。而且在整个漳州地区，笔者所见也不过是限于漳州市一地，并未发现其他地方有该类牌坊的遗存。该样式石坊最经典的例子是列入国保的漳州牌坊群中的“尚书探花”坊【图18】，“三进宰贰”坊，“勇壮简易”坊，“闽越雄声”坊这四坊。而“纶章垂耀”坊与该样式【图19】则相去甚远。

图18  漳州市 “尚书探花”坊     图19 “十二柱三间三重檐歇山左右带

边楼式”石坊结构示意图

漳州地区除了上述这三类石牌坊样式外，还有包括四柱三间冲天式等较为传统的石坊造型，然而这些非典型样式仅是零星分布，缺乏地域代表性，所以不对此展开论述。通过上文，我们现在基本可以下这样的论断：“纶章垂耀”坊的样式类型应该属于四柱三间重檐歇山式，或者保守一点说是存在极大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接下去就是要以此为根据，对该样式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究，通过对比和佐证来尝试设定“纶章垂耀”坊的历史原貌。

五．关于“纶章垂耀”坊原貌的设想

尽管笔者通过上文已经锁定的“纶章垂耀”坊的风格，但是陷于篇幅并未对比对的方式方法展开详述，这里有必要重新梳理并借此对该坊的原貌设定进行具体论述。事实上“四柱三间重檐歇山式”石坊本身难免存在个体差异，细枝末节也都并非一致，但是其存在较大的规律共性，尤其是结构方面有着较强的不受地域差别影响的定式规格。笔者总结如下：

1. 正间和次间的四根石柱高度一致，四个石柱柱头放置石质大斗（或称斗状石构件）。

2. 正间以龙门枋和小额枋联系两柱，龙门枋两端插入石质大斗体内，小额枋两端插入柱体。

3. 两个次间分别以大额枋和小额枋联系两柱，大额枋两端插入斗体，小额枋两端插入柱体，次间大额枋与正间龙门枋位置平齐（唯长泰县“祖孙执法”坊存在次间大额枋略低于正间龙门枋的情况），次间小额枋位置稍低于正间小额枋。

4. 两个位于最外侧次间的石质大斗上都置一朵斗拱。该斗拱里外出两跳，有正心瓜拱，正心万拱，而无外拽瓜拱、万拱，形成七踩斗拱，承托次间石顶。

5. 两个位于正间两侧的石质大斗上都置瓜柱（或称矮柱），瓜柱朝正面、背面、外侧各出两跳丁头拱承托次间石顶。

6. 在下层瓜柱上再置上层瓜柱，同样三面出挑承托正间石顶。两侧的两层瓜柱连接处以单额枋和平板枋。

而我们以“纶章垂耀”坊的残余部分与之一一比对，通过辨别可以得出以下发现【图20】：

1. 正间两柱虽然比次间两柱略高，但“四个石柱柱头放置有石质大斗”

2. “正间以龙门枋和小额枋联系两柱”这点基本符合，虽然该坊的正间小额枋已经散失，但是在小额枋所在位置存在的槽孔表明该坊历史上确实有过正间小额枋。而“龙门枋两端插入石质大斗体内，小额枋两端插入柱体”这一点完全符合。

3. “两个次间分别以大额枋和小额枋联系两柱，大额枋两端插入斗体，小额枋两端插入柱体”这点完全一致。而“次间大额枋与正间龙门枋位置平齐，次间小额枋位置稍低于正间”这点表现在该坊上则是次间大额枋略低于正间龙门枋，与长泰县“祖孙执法”坊情况相同。

4. 该点完全一致。

5. 该点完全一致

6. 残损，缺乏比较的客观条件

图20 “纶章垂耀”坊现状实拍图     

综上所述，“纶章垂耀”与漳州牌坊的典型式样从构造上在第2、3、4、5点上完全一致

在第1点上存在细微差异，在第6点上无可比性。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纶章垂耀”坊的历史原貌与典型式样基本相似，或者说结构高度相仿。基于这个大前提我们能够有所根据地猜想“纶章垂耀”坊的原貌，特别是在结构的复原上有了较强的可靠性。

古建筑的修复虽然是一门极为严谨的科学，但有时投入精力的巨大但却不一定能跟历史原貌相一致。对于古建筑来说良好的日常维护才是最好保护，然而并非所有的建筑都能通过普通维护来维持现状，因而适度的复原虽是无奈之举却也势在必行。当然所有的修复都会对现有的建筑格局造成或多或少的破坏。因此尽可能地减少新元素对旧建筑的侵蚀破坏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修复要尽可能使用和利用旧材料，尽可能少使用新材料，以期真正朝着修旧如旧的目标靠拢。

有鉴于此，残件的收集无疑是今后修复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从2011年开始注意到该坊，当时在该坊周围仍有为数不少的残构，其中笔者对一条长条形石构印象深刻（遗憾的是当时未能留下相关影像）。然而近年来所见残构日益减少，笔者猜测可能是被附近居民拿去加以二次利用或者被相关单位收藏保护。因此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将所收所藏的残构及时归还是非常必要的。东山人民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如今都对故乡的风土文物怀有深厚感情，一些保护文物的壮举尤是历历在目。有关部门只要对人民群众晓之以情，动之以情应该会在残构征集方面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征集残构并充分利用残构是决定该坊修复是否高效优质，是否达到修旧如旧效果的关键，同时也体现地方对于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尊重。

而关于修复的方法，笔者结合今年来各地修复经验（详见附记）归纳了几种方式，非专业的科学修复法，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1. 左右互证

利用牌坊高度对称的特点，以某侧残存构件来还原另一侧的遗失构件，该方式的准确度和还原度最高，基本能完全反映原貌。 

2. 槽孔补遗

通过目前石坊遗构上存在的槽孔，同时比对其他同型石坊的同位置构件的情况，最终确定构件原状。该方式的准确度也较高，但可能存在部分误差。

3. 同位猜测

通过比对同型石坊同位置的具体构件，选取可靠的参照构件，猜测推想缺失构件可能存在的状貌。此方法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实属迫不得已的补救方式。

根据上述三法，笔者最终得出一套相对可靠的修复方案，此案只涉及整体的大结构，至于雕刻和细节，由于缺乏具体的佐证，建议延缓修复。

方案具体如下【图21】：

1． 寻找缺失的右次间抱鼓石，并将其置于原处。

2． 寻找原物（小额枋原物应镌刻有竖坊的具体年代等文字）或者根据槽孔重新打制正间小额枋，并将其置于原处。

3． 根据左侧雀替重新打制右侧雀替，并将其置于原处。

4． 根据残存的右侧次楼构件补全左侧次楼构件。就笔者之前在牌坊周围所见，最起码左侧下层瓜柱和次间石顶遗构尚存。找寻难度较大的可能是斗拱，可重新打制左侧斗拱一朵，并将右侧次楼中缺失的青石散斗补全。

5． 根据下层瓜柱，重新打制两座上层瓜柱。并根据右侧楼顶复原正间石顶，上置石质葫芦。

6． 寻找原物或结合具体实际重新打制单额枋（可能带有平板枋），并将其置于原处。

7． 重新打制匾额，两面分别书写“科第开先”和“纶章垂耀”，并将其置于原处。

8． 将“恩荣”石牌重新置于原处。

9． 所有花板均缺失，缺少补配依据，暂时延缓修复。

图21 “纶章垂耀”坊推测复原图及其各部分名称图解

    全文行文至此，基本把“纶章垂耀”坊的历史源流，风格特点，直至复原方案已经一一厘清。然而笔者仍然要强调，虽然本文运用图像学的方法作了做了大量实例比对，并最终对该坊式样做出了一个较为合理可靠的推想。但是对于“纶章垂耀”坊个体本身，由于其并非是流水线上的一个标准器件，因此难免杂糅进一些地方风格，我们并无法完全排除其存在的变异可能性。更为遗憾的是，尽管笔者事无巨细地对该坊的结构尽可能地进行深入比对探究，但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细节上的问题，例如“纶章垂耀”坊的带棱瓣的鼓型瓜柱（具体详见下节）与其他同类型牌坊的简洁的正方体存在的差异问题。这些看似极小的差异点随时都可能把笔者这番长篇大论的猜想瞬间驳倒，因此笔者还是要再度强调残构收集的重要性，甚至觉得完全可以将残构收集作为一切复原工作之根本，以下笔者会再讨论该问题，并将其作为全文之总结。

六． “纶章垂耀”坊散落构件的现状与价值

正如前文所述，“纶章垂耀”坊的复原离不开残构的收集。值得庆幸的是目前该坊的很多构件只是散落而非散失，仍有数目可观的疑似残构被弃置于牌坊周围的空地和附近墙根、巷道。更可贵的是这些疑似残构虽然多以断裂崩坏，但关键部分仍完整，通过这些部分的形状仍可较为轻易地判断出其原有形态。这里笔者根据照片试举几例说明。（以下的图22和图23 取自“铜山古城”微信公众号推送的许培斌老师的《纶章垂耀坊与唐文灿》一文文后所附插图。图24和图25为笔者实地拍摄的照片。）

图22：图上方中间位置有一个石构，可以明显看到该石构有一个向下的曲面，其与石檐的起翘角度相仿，该石构疑似一个倒置的檐板。

图23：图中有一个鼓状的圆墩石构，与闽南木建筑中常见的“瓜筒”极为相似，棱瓣分明。此特征正是“纶章垂耀”坊瓜柱的独特之处。而且该构件留有槽孔位置，疑为丁头拱拼插位，综合两点笔者判断其为瓜柱的可能性极高。

图24：图中的残构应该是某长条形石构断裂后的一部分，其正面有精细雕花，一端有类似于卡隼的凸出部，鉴于“纶章垂耀”坊唯单额枋缺失，笔者判断其可能为单额枋的一部分。当然由于此构件可供的辨识的特征较少，所以这个推断的准确度可能大受影响。

图25：图中正中位置有一体积不大的石构，其下部为方体，上部类似葫芦状。根据其特殊形状，笔者大胆推测其可能是葫芦顶饰。

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完全可以以管窥豹，大致了解散落残构的基本情况及其在牌坊复原中的价值。然而笔者这里要说明一下：牌坊附近的空地上由于长期被人弃置一些新旧石构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石构堆积地，除了该坊的疑似构件外，还堆叠了包括石磨，雕花底座等明显不属于牌坊建筑的零碎的石构，需要相关人员留意去甄别这部分鱼龙混杂的材料。

图22疑似檐板的散落构件                图23 疑似瓜柱的散落构件

图24  疑似单额枋的遗落构件                图25 疑似葫芦顶饰的遗落构件

附记一：

他山之石

——闽南两例石牌坊修复纪实及借鉴意义

闽南作为中国少有的石牌坊密集区，石牌坊不仅数量大而且其中不乏精品，富有地域特色。然而由于石牌坊在建筑中等级较低，往往以辅助建筑出现，所以向来不受重视，其修复工作也远比不上木构的寺庙楼阁。所幸近年来随着各地政府对于文化遗产的愈加重视，闽南各地也零星出现了一些牌坊修复的例子，其中有保护性修复，也有抢救性的修复。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修复案例多有方式创新，而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因而对“纶章垂耀”坊的修复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以下笔者取其中代表性的两例加以分析：

“柯氏贞寿”坊迁建记

“柯氏贞寿”坊，原立于集美区灌口镇李林村鱼孚自然村，是集美区唯一的古代牌坊，早在1990年就被公布为第一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一座为旌表102岁高寿的柯氏而立的清代牌坊，该坊素来以出神入化的雕工而闻名。然而该坊长期处于低洼地带，周遭杂草丛生，侵蚀严重，甚至该坊底部都部分埋没于黄土之中。更令人心痛的是该坊的构件也是大量遗落，尤其是最重要的龙凤牌和匾额早已不知所踪。只留下一个框架孤零零地立于田垄之上。

然而幸运的是，经过多方协商论证，“柯氏贞寿”坊于2012年夏被迁建到风景湖景区里，相关单位依照旧制将缺失的石构件修复并补齐，整座牌坊重获新生，并基本达到了修旧如旧的效果，成为闽南地区牌坊修复的一个典范。

当然我们现在以更严苛的眼光看，该坊在迁建异地未必是最佳方案。毕竟对于不可移动文物来说，其价值不仅在于建筑本体，也包含其与周边的环境所形成的一个文化氛围和地域风貌。从某种角度上讲，该坊的迁建确实是部分损害了其文化内涵，然而由于其原在地条件实在难堪其重，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此次迁建也不无道理。

我们反观“纶章垂耀”坊，它更明显的体现这一点，其与顶街独具特色的滨海古街道风貌形成了早已密不可分的而且互为补充的关系，同时也是顶街文明开化，人才蔚起的见证，成为了联系东山古今的纽带。从这点上看，“纶章垂耀”坊不仅无需迁建，甚至连位置也丝毫不能移动。当然以目前现况看这点实属杞人忧天，权当絮聒。

另外该坊的修复中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其采用了新旧结合，原状复原的方式，也就是将原有构件保留，而缺失构件依托遗构样式重制并补齐。最后达到牌坊本身与原貌高度相似的结果。难能可贵的是该坊的重修不仅在形制上做到修旧如旧，而且其重制构件的雕刻工艺之精与与原构相比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这种精工细作的态度确实是值得我们的牌坊复原借鉴。东山的雕刻工艺向来精细，很多建筑的修复在石作，木作方面都不乏青出于蓝，例如关帝庙的各种雕刻艺术就是在很多优秀老艺人的极致追求下达到了比原貌更加出彩的效果。这一传统尤需引起重视和发扬。

图26 “柯氏贞寿”坊（修复前）       图27 “柯氏贞寿”坊（修复后）

“父子进士”坊断臂重生记

“父子进士”坊诏安县明代牌坊群中特别出彩的一座，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始建于明万历十三年，为明嘉靖进士胡文、万历年进士胡士鳌父子所立。该坊气势雄伟，疏朗奔放，同时一坊二表，有珍贵的艺术和历史文化价值。该坊1939年7月遭日本战机轰炸，损坏南侧一根石柱和中下梁一部分，部分雕刻件失落，主体及其余部分完好。2013年10月3日，原被炸部位再次掉落。因此诏安县人民政府委托专业公司设计维修方案，方案于2014年被省文化局同意，并定性为：抢救性加固修缮。根据修缮方案可知：此次是对石牌坊进行排危加固和局部构件的修复还原，加固南侧残损檐板及周围石柱，补配部分遗失构件，地面铺设及石柱维护。2016年2月，该坊加固修缮完成。

“父子进士”坊的修缮有着极特殊的因素，其实作为一座明代牌坊，该坊的保存状况不可谓不好（比“纶章垂耀”坊的状态好得多），这种状态的牌坊本无需着急修缮。然而其出现了结构性的威胁，由于南次间的檐板失去支撑，一直处于出跳悬空状态，只是靠着上层瓜柱的重量保证其不至于掉落。因此修复工作才会被提升议事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给予檐板支撑，而其他的构件补配可以说是托了加固工作的福，借机修补。

在这种具体情况和“加固为主”的思路引导下，我们不得不说“父子进士”坊修复工作相当保守：全部修复均为可逆性修复，

笔者仔细阅览了修缮设计图后发现：修复给出的方案把整个牌坊细分得非常彻底，每个构件事无巨细，尽数标出。并给出或清洗，或补配，或缓修的具体方案，甚至精细到石斗，石拱。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该方案对于一些无法找到参考的非成对的遗失的独立构件，通通以缺少补配依据为由暂缓修复。而且这些缓修构件为数不少，因此我们最后看成品会感觉整个牌坊变化不大，甚至没有仔细观察是发现不了一些补构和变化。

图28 “父子进士”坊（修复前）     图29  “父子进士”坊（修复后）

这当然是修缮工作谨慎细致的表现，是对历史和文化应有的态度。然而这种偏保守的修复方案适合未必适用于“纶章垂耀”坊的具体情况。因为“父子进士”坊本身除了龙凤牌外其他的重要构件完好，存留构件达到原貌的七八成。所以一些构件的缓修对于其整体面貌并无影响，而且哪怕是在修复前该坊看起来也是足够完整了。而“纶章垂耀”坊的情况恰恰相反，如果采取保守的方法修复，除非能找到散落的构件，否则可能连顶层都没有修复的依据，而留下空白。所以，在修复的度的掌握上有关部门估计还需要斟酌一番。

当然笔者个人的看法是完全无需如此保守，毕竟石牌坊说到底无非是构件累叠，哪怕是用全新构件，今后若想更换上新发现的旧构件也是较为容易的。

最后再略微一提“父子进士”坊修缮的重头戏：以一个竖划出头的“Y”字型的钢构架来支持南侧的次间檐板。对于这个方案自然也是保守的绝佳体现，虽然确实是很稳固，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个方案完全为了追求坚固实用而彻底放弃了美观。在一个石构建筑上架上钢构件，完全是不伦不类，其风韵比之修复前更是急剧掉落。好在“纶章垂耀“坊四柱完整，哪怕是最保守的方案也基本无需去加置钢构件。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难得的天然优势。

综上我们说这两例指导方针迥异，模式截然不同的石牌坊修复确实能给“纶章垂耀”坊的修复或者说复原工作提供很多的经验和思考，而诸如因地制宜，或者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老生常谈的理论也在这两例殊途同归的修复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珠玉在前，带给后进者的不仅是指路明灯，更是巨大压力，如何探索出科学合理且新颖出彩的修复方式应是相关各部门的不懈追求也是对于百年文物所应当担负起的文化责任。

附记二

难兄难弟

——“纶章垂耀”坊与漳州“六代承恩”坊的渊源联系

在漳州市的台湾路西与青年路交汇处，有一座仅存右侧次间的石牌坊，此坊在数量如林，精品迭出的漳州牌坊群中显得尤为落寞。尽管这座名为“六代承恩”的石坊是朝廷为表彰享受皇恩的洪明祖孙六代人而立，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但是其残存现状实在是令人唏嘘，甚至可以说完全失去了艺术价值。正因如此，这座一眼就能判断出类型的四柱三间重檐歇山式石坊实在是难以成为漳地石坊风格范本的，故笔者在前文的举例中未提及此坊，然而笔者查找资料时偶然发现这座残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该坊的瓜柱与“纶章垂耀”坊的瓜柱高度相似，都属于带棱瓣的鼓型瓜柱。这是笔者目前所见除“纶章垂耀”坊的唯一一例。这一发现打破了笔者之前所认为的“纶章垂耀”坊的瓜柱为东山特有的地区风格的判断，使我们完全能将这种鼓型瓜柱纳入漳州地区牌坊程式化体系里。更充分佐证了笔者认为的“纶章垂耀”坊并未出现太大的变异可能的判断。

而行文至此，笔者又萌生了一个问题，作为拥有同一母题表现形式的两坊到底哪一个修造的时间更早呢？鉴于二坊的小额枋（上一般会镌刻立坊时间）都已遗失，也就都没有确切立坊的时间证明。因此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别来判断二坊可能的年限。

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知关于“纶章垂耀”坊的建造年代，笔者目前所见的文献材料都不能提供具体的修建时间。然而根据牌坊修建的传统的和唐文灿的生卒年，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为唐文灿立”，还是“立坊自表”，都可以明确表明，“纶章垂耀”坊应该在唐文灿生前就已矗立在顶街了。这样我们就能把该坊的修建时间限定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这个时间的上限应该定在唐文灿中进士的隆庆二年（1568年），而下限无疑就是唐文灿的逝世的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时间跨度35年。

而“六代承恩”坊所旌表的人物是洪明祖孙六代人。这六代人中第一位进士是以因子贵而受封赠的洪明、第六位是登科中进士的洪时蕃。因此该坊肯定是在洪时蕃登科后所立，因此我们不难推测出该坊可能的最早修建时间不早于洪石蕃于登进士的丁未年（1607年），也就是说“六代承恩”坊的修建时间最早也不早于1607年。

通过比对我们可知，哪怕是“纶章垂耀”坊最晚的可能修建时间（1603年）也比“六代承恩”最早的可能修建时间（1607年）早了四年。

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个令人庆幸和感动的发现：谁能想到在离这座海岛百里之遥的漳州府城，竟还有“纶章垂耀”坊的一个小兄弟存在，这对难兄难弟不仅有着如此相似的“基因”，也都有着同样悲惨的经历。从另一个方面说，虽然比起漳州府的衣冠文物，东山仅是偏居一隅的海岛，但却反倒保存了比漳州府城更早且更为完整的具有相同母题的石牌坊，这是属东山的，属于铜陵的荣耀。这让我们更加相信历史上的铜山古城蕴藏着多么强大的文化力量，而这种文脉经过代代传承虽历经坎坷却历久弥新，时至今日仍然熠熠生辉。今天的我们对一座早已破败不堪的小品建筑仍会保持敬畏之心，甚至希冀恢复其往日荣光，而不至于任其一步步在等待中走向彻底衰亡。这是历史机遇和文化传承双重作用下“纶章垂耀”坊的幸运，“纶章垂耀”之“难”可能会止步于此了，然而我们未可知的是“六代承恩”坊的“苦”又会止于何时呢？

图30 “纶章垂耀”坊右翼                 图31“六代承恩”坊右翼

参考文献：

1. 楼庆西.中国古建筑小品[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7-39.

2. 郑岩，汪悦进.庵上坊：口述、文字和图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 李猷明.东山县志（民国稿本）[M].福建：福建省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

4. 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东山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

5. 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31[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6. 方静.漳州石牌坊装饰艺术[J].闽台文化交流.2011(2).26.10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