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兆麟的故事
林定泗
民国七年(1918)10月9日(农历九月初五)，昔日繁华的古城铜陵，各行各业都关店闭门停工停业，渔民们把船停靠在码头边，农民们走出田头。由这些人组成的数千人的出殡队伍，迎着瑟瑟秋风，流着眼泪，缓缓向铜陵西北边的大伯公山走去，乐队鸣奏着悲伤的哀乐，海浪发出有节奏的低鸣。
逝者是哪个大官，或是哪个富豪，出殡的队伍居然这么排场?
逝者只是一个平民，却是一个万人敬仰的人，他就是马兆麟先生。七天之前(农历八月二十九)，这位可敬的长者溘然长逝。今天，崇尚礼义的铜山百姓，怀着对逝者的尊敬，自愿停业，为先生送行。
马兆麟为什么会令这么多人敬仰呢?这与他“自善其身”，尤其是“兼济天下”，为他人，为社会奉献一生有直接的关系。
马兆麟先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出生于一个朴实憨厚的中医家庭。还在马兆麟先生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含辛茹苦养育了他，希望他长大继承父业，当个好医生。可是马兆麟先生从小就表现出对绘画、诗文有浓厚的兴趣。还在很小的时候，他所作的水墨画，就常令人看了赞赏不已。后来，马兆麟先生还以他的聪慧和苦学，先后参加诏安县(当时铜山属诏安县管)、漳州府和福建学政考试，成了秀才。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选为拔贡，又于光绪元年(1875)，参加乡试，成了举人。年轻的马兆麟先生，踌躇满志，对人生前途充满美好的追求，只想继续参加更高级别的考试，高中进士，一旦腾达，则“兼济天下”，既实现人生追求，又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可是，从这时起，命运似乎有意为难他。第一次参加会试，马兆麟先生风尘仆仆来到北京，当然渴想就能高中。可是在考试前，却见在旅馆里住宿的好多举人，显得忙乱紧张，且手中各有提携，或强装谈笑风声地出去，或鬼鬼祟祟地往外开溜。马兆麟先生感到好生奇怪，就问旁边的举子：大家这是干什么去呀?旁边的举人告诉他：这是去拜谒老师。
所谓的“老师”，其实就是主考官。马兆麟先生想都没想到考进士还会有这一道“手续”，感到奇怪：这不是行贿吗?考进士真要这样做才行，他可要打道回府：一则他觉得这是不光彩的事，二则他家里穷，根本就没有能力送礼。然而，好心的举子见马兆麟先生是遥远的福建海边来的人，不懂世事，就强拉着他一起去。马兆麟先生实在是不想去，然性格随和的他，碍着大家的面子，觉得不去是辜负了大家的好意。
可是要和他们一起去，自己双手空空如也，怎么行?好心的举子还是强拉硬曳，把他拉到“老师”府中。一到“老师”那里，马兆麟先生就自觉找个不露眼的地方坐下。没想到这样子反倒引起“老师”的注意，就特意问了他的情况。窘迫的马兆麟先生一一做了回答。
然后，参加会试。考场上，马兆麟先生文思如涌，按时交卷。在他看来，他一定能够考中。可是到了发榜那天，马兆麟先生却是名落孙山。心里凉透的马兆麟先生回到旅馆，一边思考自己文章的内容，一边收拾行旅准备回老家。
这时，来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说是要来找马兆麟举人。马兆麟先生看了看来人，感到奇怪：来者何人，他不认识。可是来客很是恭谨，自称是知内情的人。来人实话实说：老师原选的贡士卷(古代考进士，需先参加会试，从其中选出合格的卷子，作为贡士卷，只要被选上了，就具备了参加殿试的资格，而有资格参加殿试的人，就成为进士，所以，只要成为贡士，一个月后参加殿试就成进士了)里有他的卷子，老师还相当欣赏他的文章。只因选上的卷子比原定要录取的名额多了两份，怎么办?主考官看了那么多的卷子，已经很累了；况且夜也深了，不可能重新审阅全部卷子，所以就随便抽了两份出来，没想到其中就有马兆麟先生的一份!
到发榜的时候，主考官发现了这个问题，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来人恳切地说，主考官交代，下一次考试，一定要来，也一定能高中。来客的话语，成了绝望中的新希望，给了马兆麟先生莫大的安慰。
既然如此，那就等下一次再考吧，马兆麟作了决定。
正当马兆麟先生对自己的能力踌躇满志，对准备参加第二次北京会试感到胜券在握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的耳朵后边长出了一个痈!马兆麟先生本以为这个累赘会很快就会消失，可是这个痈，却似乎有意和他作祟，怎么治疗都难以见效。马兆麟先生细细地计算时间：从铜山到北京行程4000余里，需要两个月；而医生说，一旦出门，日晒雨淋，风餐露宿冷热不定，病情极容易恶化，而一旦恶化，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马兆麟先生面对波涛起伏的大海，思绪难平，而耳后的痈肿，正在隐隐做痛，仿佛是在对他做严厉的警告。“唉，也许命运已经决定我是不能参加这一科的考试了。算了，就再忍三年，等下一科再考吧。”生性随和的马兆麟先生就这样决定：等下一科再考。
光阴荏苒，下一科北京会试的时间仅剩几个月了。马兆麟先生积极准备,想这一回应该是天从人愿，不会有什么意外吧?谁知正在打点行装的时候，年老的母亲突然病故了!
马兆麟先生伤心不已，痛哭流涕：既为含辛茹苦的母亲，也为自己：按科举制度的要求，举子在服孝期间，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因为这是“夺情”，是大逆不道的事!
马兆麟先生又一次面对大海深思：这一科的会试，肯定是又落空了。也许此生是与进士无缘的。既然如此，何苦强求?万事随缘，也就算了吧。马兆麟先生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马征祥。他知道，儿子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才华横溢，人品端庄——我何不把自己无法实现的追求寄托在儿子身上呢?对，就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子，让他参加乡试，参加会试，然后中举人，中进士!
这样想定了，马兆麟先生的心宽松了许多。马兆麟先生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夜以继日谆谆教诲。儿子果然不负父亲的期望，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儿子27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省城的乡试，就高中举人!马兆麟先生欣喜若狂，仿佛儿子就已是进士了。
可是，历史的进程改变了马兆麟先生的初衷，儿子参加的乡试，竟成了中国大地上的最后一次科举考式。由儿子代老子实现自己梦想，到底成了无法实现的梦。马兆麟先生偶尔想起这些，不禁唏嘘。所幸的是儿子没有给老子丢脸，儿子博学多艺，精于诗文书法，尤其是书法，苍古凝重，成了民国初年负有盛名的书法家，被美誉为“闽南第一才子”。不久，由于声名在外，被南洋福建同乡会会长陈嘉庚聘为新加坡道南学校首任校长，回国后又任同安县知事(管辖区包括厦门)，又任铜山海关委员(关长)。
谁知，不幸的事发生了：由于马征样任上，时值辛亥革命前后；也由于他的思想激越，积极参与辛亥命常活动，在他担任同安县知事的第7年，也就是年仅37岁的时候，便突然逝世(死因至今不明，或说是病死，或说是遭权贵毒害致死)。当人把儿子的死讯告诉马兆麟先生的时候，正在独操胡琴的他，把满腔悲伤，托付给这细细的丝弦。马兆麟先生流着热泪，用最忧咽的曲调，倾诉对儿子英年早逝、壮志难酬的深深遗憾。
儿子死了，马兆麟先生开始思考一生求索的诸多问题。想当年，自己怀抱“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一心求学、求仕，但宏愿未遂；而后，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终成大器，但儿子却遭不测。马兆麟先生又一次把心事托付给大海。
几经思考，马兆麟先生终打定主意：先“自善”余生；再尽自己的能力“兼济天下”。如何做到“自善”余生呢?马兆麟先生给自己定下“自善”的范围：先完善自己的为人，学习和效仿古代的仁者；再完善自己的画和诗。马兆麟先生学习古人的忠义，尤其推崇关公的忠勇和义气，他赞关公“神则怡然，气则浩然，容则穆然，一部《春秋》，早巳了然。唯其然自汉迄今，宜乎四海九州之敬公祀公者，莫不皆然。”他借乡贤黄道周写黄山长松怪石水墨画赞道：“屈铁画沙腕下奇，宝光墨枕共淋漓。撑天直干无依傍，想见先生晚节时。”他寄情高山流水苍松翠竹，自号“竹坪”。
在古仁人高尚节操的熏陶下，马兆麟先生既傲视权贵，又待人谦和。马兆麟先生把自己对古人的崇敬和情感诉诸笔端，作画吟诗。所作的水墨画《春》、《夏》、《秋》、《冬》图，情景交融，构思新颖，在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中获荣誉奖，又获南洋各国美术作品联展金质奖；他又作画多幅，连续几届参加全国(南京)画展获一等奖……他的画，被收藏于法国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馆乃至福建省博物馆。马兆麟先生还作诗，把自己对祖国、家乡美丽山水的赞颂，对自己和亲人的情感诉诸笔端，所著《吹剑轩诗钞》，寓情于景，通俗流畅，为世人所称道。
如何凭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兼济天下”呢?那就应该多为社会效力，为铜山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事。
当时，因为铜山人口最密集的老城关，距诏安县城达130华里以上，乡人遇有事端，动辄盘山涉水；加之当时的社会，已是腐败透顶，有道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要办案，就得准备受贪官污吏甚至衙役的敲诈勒索。所以到县衙的人，走路辛苦不说，还得带钱“垫案”，苦不堪言。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遇有争端，总爱找信得过的人评理，以求了结。这信得过的人，自然就是“马老师”(铜山百姓对马兆麟先生的尊称)。当时社会流传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找马老师评理去”——是马先生的公允无偏，让他们感到放心；是马先生的由表及里的分析，让他们感到舒心；是马先生的循循善诱，让他们感到了诚心。
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争端解决了，双方过意不去，要拿钱给马先生，可是马老师拒道：“谢谢诸位好意，我已经过惯清苦日子，真要钱，我画一幅画，比你们给的钱要多呢。”在马老师帮助解决争端的人中，最多的是铜山的渔民和店员。可是，也有地位高的或有钱的人，遇有争端，想到县衙“对簿公堂”，于是就出现这种情况：碰上争端的双方，一方要找县衙，一方要找“马先生”。就因为这事，马兆麟被以“私设公堂”、“私立陋规”等罪名逮捕，押送到漳州府坐牢。
铜山各界人士，知道了这个情况，非常焦急，想方设法大力营救，最后，当局才予以“无罪释放”。事后，马兆麟先生为自己焦虑，更为铜山百姓焦虑：自己的遭遇，铜山百姓的遭遇，均出于铜山没有设县治。铜山如果有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这一切就可避免。
刚好这时，民国政府成立了，马兆麟先生对新政权抱着很大的希望，其中当然包括希望新的政权能允许在铜山设县。很快到了民国4年(1915)，民国政府交通部总长、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南巡，路经铜山，了解到这里有一个被那么多老百姓称颂的老人马兆麟，出于对贤者和长者的尊敬，也出于好奇，巡按使决定拜访这位乡贤。
许世英一行来到马兆麟先生的住所澳路街，向导指着一所相当老旧的平房告诉他：“这就是马兆麟先生的家。”这位巡按使惊诧不已：一个这么有名气的前清举人、画家、诗人；他的儿子还当了那么多年的知事，他的家竟如此老旧狭小?巡按使感慨万千，所以当入室坐定，马兆麟先生急着要向这位民国政府要员申述在铜山设县的要求的时候，许世英打断了他的话头说：“还是先谈谈先生的住房问题吧。我看，以先生之贤之能，由政府帮助解决地皮和材料，为先生盖一处楼房，并不为过。”
这时，躲在屏风后(当时铜山还有封建陋习，就是客人来了，妇人需要回避)的马夫人听了，正要高兴，没想到马兆麟先生一口谢绝了许世英的好意：“老朽上有青瓦，下有红砖，足矣，无须麻烦政府了。巡按使还是听老朽申述在铜山设县的请求吧。”
于是，马兆麟先生侃侃而谈，从历代铜山军政管理沿革，到铜山百姓因没有设县的苦楚，再到政府管理的诸多不便，向许世英陈述在铜山设县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直说得他频频颔首。
不久，这位巡按使在呈民国大总统的文件中说：“世英于六月二十五日巡视该处(指铜山)，迭据绅、商、学界马兆麟等禀请设治，以便人民。世英周咨博访，众论佥同。又复亲自考察，详加调查，铜山实有设治之必要。”
谁知在铜山建县的美好愿望，却遭到一些“名流”绅士担心有损既得利益而激烈反对。可是，马兆麟先生倡导铜山建县坚定不移，凭着他的影响和热忱，联合各界人士上下奔走疾呼，终于使越来越多的官员赞同建县。就这样，在马兆麟等绅、商、学各界人士的奔走下，在许世英等政界人士的帮助下，铜山于民国五年(1916)5月1日设县，改名东山(因与江苏的铜山县重复)．遂了马兆麟先生，也遂了东山人民的多年心愿。反对建县的人见大势已去，悲戚地感叹道：“名流绅士一大把，值不得铜山一只马!”反对者的感叹，正好说明马先生在东山建县中的杰出作用。
马兆麟先生的“兼济天下”事迹，最令人感动的是创办学校。早在他的中年，马兆麟先生即先后到过广东的潮州、漳州的海澄讲学，返回故乡后，又在铜山的南溟书院执教任山长，为铜山百姓培养了不少人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深深触动了马兆麟先生，让他感到了办教育对国家，对铜山，尤其对穷人的重要性，也让他找到了“兼济天下”最好的归宿。于是，马兆麟先生倾了家产，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办铜山“东升小学堂”(就是现在的东山县实验小学)，并自任堂长。我们从这所学校的名字和地点，就可以看到马兆麟先生的良苦用心。“东升”，就是旭日东升，学校面向东南，每天，在这里可以看到东方冉冉升起的旭日；它象征着国家、民族和家乡的希望；也是马兆麟先生“兼济天下”的事业兴起；又是穷人家渔民、店员、农民和工人的子女的美好未来——他们从此可以读书，学了文化，学了谋生的本领，将来他们的家业就可以如日之升。
还应该指出的是，东升小学堂，按当时所在的位置，就是铜山古城的郊区，贫民区，为了方便贫民的子女人学，马兆麟先生可谓费尽了心血。东山人民没有忘记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人，所以，在马兆麟先生去世的时候，人们怀着对这位画家、诗人、教育家的崇敬和怀念，为这位长者送行，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所写的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