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山岛走出来的院士

——等离子体物理学家蔡诗东

黄石麟

在福建省科技馆“闽籍院士厅”赫然显现：蔡诗东（1938-1996年），出生于福建省东山岛。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等离子物理理论研究的若干重要前沿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国际同行学者认为是世界上这一领域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

“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蔡诗东1938年农历5月l日出生于福建省东山岛，其父蔡学正生有三子，蔡诗东排行老三，曾在上海读小学。1946年，蔡学正为了谋生，举家从东山去了台湾。蔡诗东先后又就读于台湾省云林县虎尾安庆小学、虎尾中学，而后毕业于台中东海大学物理系。在校就读期间，他发奋读书，在自己的读书摘录本前页上写道：“尽我一己区区之能力，在我渺小短促之生命中多看点书以求报答人类于万一”。靠勤奋与聪慧，他于1963年获得赴美留学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新罕布尔州达特茅斯大学深造，两年后取得超流物理硕士学位。得知杨振宁、李政道等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蔡诗东受到极大的振奋和激励。他选定等离子体理论物理学科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转入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读完博士后到美国加州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任研究员，从事等离子体的研究工作，是美国物理界公认的等离子体理论物理学家。

1972年5月15日，美国政府公然宣布，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代管的原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的钓鱼岛交给了日本。此事大大地激怒了具有强烈爱国心的蔡诗东。他按捺不住愤怒，毅然出来抗争，携同爱妻曹俊喜与华人留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参加反美抗日保钓（钓鱼岛）的抗议示威游行。同时，还拿出积蓄，自费创办了《华府春秋》杂志，着力弘扬中国历史优秀传统文化，宣传爱国主义情操，主张祖国必须统一。杂志出版发行后，在旅美华人、留学生中颇有影响。

蔡诗东亲眼见到科学与经济落后的祖国备受超级大国欺负的现状，他的心在滴血！他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留学兴国，科学强国”、“报答人类于万一”的理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必须放弃舒适生活，回到祖国去。1973年的夏天，好几百名中国留美青年学者出于爱国的动机与热忱，纷纷向国内提出希望回国工作的申请，有的表达了回国的意愿。当时国务院经过慎重考虑，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批，核准了其中的八名，蔡诗东就是其中之一。这显然是一种难得的荣誉。当时,马里兰大学物理科学研究所正在为蔡诗东办理助理教授的任命手续，他当即要求停止办理此任命而决定回国。他说：“当我看到中国需要发展等离子体物理学时，我决心回到祖国，因为我的根在中国”。当时中美关系虽有所改善，但尚未正式建交。他不顾亲友的好心劝阻，秘密地做准备工作，多次悄悄驱车到加拿大渥太华，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支持和帮助。他将在美国的汽车、房子卖了，夫妇满怀赤子忠心，佯装休假旅游，买了两张飞机票，乘上飞往西欧的客机离开了美国，辗转回到了祖国。他报效祖国的理想终于如愿以偿。

蔡诗东博士夫妇回国后，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他十分欣赏刚回来时物理所领导对他讲的一句话：“现在你们回到家了，这个家虽然很穷，可这是自己的家。”蔡诗东在这个家里，安贫乐道，义无反顾。与美国近两万美元的年薪相比，当时蔡诗东的月薪不到一百元人民币，他毫不计较。那时“文革”还未结束，科学研究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自己的生活居所仅20多平方米，物理所的实验设备闲置，研究工作全面停顿。蔡诗东抱着有朝一日能够奉献所学的信念，任劳任怨和同事们一起参加学习会、批判会，苦撑待变。

“必须提高大家的学术水平”

“文化大革命”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蔡诗东也迎来了为科学献身的黄金时期。随着基础研究的迅速恢复，中国科学院于1980年11月召开“全国受控核聚变会”， 规划“受控核聚变”的研究方向，蔡诗东和与会的七十多位专家一致认为：控制和利用“核聚变能”，是解决未来中国能源短缺的唯一途径。会上组成“受控核聚变专业组”，并决定建立“环流器一号”托卡马克热核聚变融合反应堆。蔡诗东对托卡马克等离子体高能粒子不稳定性素有研究，并在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理论、高份量等离子体物理及回旋动力论等理论领域深有造诣，被任命为专业研究组组长。他每天废寝忘食地工作，为“环流器一号”的筹建殚精竭虑。1984年9月，在一群科技精英的努力下，“环流器一号”终于建成了，一切达到或超过原设计标准。他再接再励，使 “受控聚变基地”提前两年建造完成，他大胆采用了从低约束模式向高约束模式转换的新方法，使等离子密度成倍数增加，等离子体温度提高60％到70％，让中国大陆在密度、温度、能量约束时间这三大指标方面取得了国际上的发言权。这一切都凝聚着蔡诗东的汗水和心血。

蔡诗东曾经感慨地说“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把我国的等离子体研究水平提高，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必须提高大家的学术水平,共同努力才行。”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先在组里组织学术研讨会，由大家分头准备，定期报告，一起讨论；继而还提出了一些分项目的具体研究课题,组织合作,相互帮助，他们组和整个研究室的学术气氛都很浓厚，研究工作十分活跃。为了便于国际交流，蔡诗东鼓励大家尽量用英语作报告，并利用其在国际等离子体物理学术界的广泛知名度，经常邀请国际顶尖同行前来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或送人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有时更不辞辛劳地亲自带队出国，观摩和学习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最新成果。他所带领的理论组整体研究水平迅速提高，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并活跃在国际上一些前沿学术领域。

“让等离子体研究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

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史无前例的人才断层现象逐渐显现出来，加上年轻人出国热的不断升级，蔡诗东越来越感觉到在国内培养年轻等离体研究人才的迫切性，他提出了“让等离子体研究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的想法。除了努力培养本组的科研力量，他还关心和支持国内高校等离子体物理人才的培养，如和复旦大学、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并对亚非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等离子体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还就科研选题、演算推导和基金申请等方面，对一些刚进入等离子体研究的教师进行具体的指导。为了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科研、教学力量组织起来相互交流学习，1985年，他同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项志遴教授共同倡导，成立了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Plasma Studies of China,简称APSC)，蔡诗东被推举为主席。等离子体研究会以培养我国年轻等离子体研究人才为主要宗旨，并把 “让等离子体研究在中国土地上扎根”明确地写入研究会的章程。在他的领导下，在物理研究所领导和国家基金委的支持下，研究会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包括国际性的学术报告会。他还以等离子体研究会的名义组织了多种形式的科研合作，促进了国内外同行间的学术交流。

为了科研，蔡诗东付出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指导委员会名誉主席王淦昌教授对蔡诗东的“让等离子体研究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的理想和目标表示十分赞赏。1991年美国物理学会授予蔡诗东美国物理学会高级会员（APS Fellow）的证书中也肯定了他推动和发展中国等离子体研究方面的功绩。

等离子体研究硕果累累

蔡诗东从事等离子体理论研究工作30多年，他的研究面很广，发表了150余篇论文，在一些重要的前沿领域做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贡献。他的著作被同行们广泛引用，他的系列科研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1994年蔡诗东受命参加我国重大科研项目- - HT－7大型超导热核聚变装置工程的科研攻关工作。同年12月，他指导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新建的HT－7大型超导热核聚变装置一次调试成功。1995年2月至3月初，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联调成功的基础上，开展了等离子体放电调试试验，找到了低温制冷系统连续工作的模式，保证不间断运行，实现了120兆瓦交流发电机的正常投入。HT－7的建成，被认为是继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幅射加速器之后，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深受国际瞩目。欧盟核聚变研究部荣誉主任帕伦布教授、俄罗斯库尔恰托夫国家研究中心核聚变研究所卡多姆来夫教授、欧洲联合聚变研究所副所长吉布森博士等国际权威，均先后由蔡诗东陪同来华考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HT－7“使中国科学家获得了世界水准的研究手段。”1995年11月7日, 蔡诗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最大的安慰与最终的贡献

蔡诗东衣着朴素，生活节俭，但为资助湘西地区的4名贫困学生却慷慨解囊；他淡泊名利，有了成绩不张扬，不请奖，所内有关部门几次动员他去申请自然科学奖，但他认为奖励应由同行根据工作成就推荐，不应由自己申请，因此一直未去申请任何奖项。有很多次，报纸和电台的记者要对他采访报道，他都婉言谢绝。他认为，自己回国工作是期望能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发展国家的科学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不愿以此炫耀自己；他尊重别人的劳动，不居功；埋头工作，默默奉献。那么，他的人生快乐在哪里，安慰又在何方？他说：“我所从事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只要看到自己的结论能被实验证实，并被同行引用和推广，就是我最大的安慰。”这正是一个科学家典型的高尚情操.

然而，由于高强度的工作逐渐伤害着这位长期体力透支的科学家，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而他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却从未一息稍停，不顾重疾缠身，日夜操劳。领导和同志们都劝他去医院看病,他总是说没时间。

成功的喜悦终究抵御不住蔡诗东健康的迅速恶化。在他去世前一两个月,他的身体已极度虚弱,连爬楼梯也力不从心,可他还坚持上班。1996年5月，蔡诗东在接待应邀访问中国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专家时，身体已支撑不住,在大家的一再催促下，才勉强去卫生所看病，被发现已患晚期肝癌，无法手术治疗。6月20日，这位可敬的科学家走完了坎坷又充实的一生，享年仅58岁。

蔡诗东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堪称中国科技界的脊梁。半年后，他的爱妻曹俊喜出于怀念，也出于对祖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忧虑，写下了《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倾诉其悲痛、无奈与哀怨，感人至深。蔡诗东的事例感动了中南海，随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今后院士之保健体检及治疗享受副部长级待遇。有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蔡诗东的英年早逝这件事本身，还对日后科学研究人员待遇的改善和科技事业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死而不已。

蔡诗东的墓碑上刻着:“毕生致力于中国等离子体物理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