殚精竭虑谋大业

——缅怀陈汉波先生

林定泗

我在五十多年前就认识陈汉波先生了，那时他在东山县实验小学教书，我还是小学二年级学生。有一天我见他给高年级学生上作文辅导课，声情并茂地朗诵着：“这时，风，越来越大；海浪，越来越高……”教室里鸦雀无声。当时我就想：将来陈老师要是能教到我，就好了。可是不久他就“失踪”了，原来他调县方志办了。

后来，我因为对地方文史产生浓厚的兴趣，才从有关资料中知道，陈汉波先生出生于1927年，父亲陈宝鼎是清宣统己酉年（1909）的拔贡（每十二年各省学政考选本省生员择优报送朝廷且参加朝考合格的，称为拔贡。拔贡人选，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拔贡经朝考合格，可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民国10年东山县知事。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陈汉波先生，由于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加上他酷爱读书又具备博览群书的客观条件，因此，年轻时候的陈汉波就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积累。

陈汉波老师是好老师。陈先生1946年毕业于云霄师范学校，曾多年从事小学教育。他先后在古雷和东山第一小学任教。每到一处，都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他的学生、原县档案局局长陈阿保在《回忆我在东山实小的老师》中，称赞他：“陈汉波老师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学校像花园：新建的水泥地面的内操场走廊边沿，摆着两长列五颜六色的鲜花，校门口至围墙之间一片空地，全部种花。一打听，原来是以陈汉波老师为主，陈兆庆老师为辅操办的。这么多花卉要浇水、剪枝、培土、搬移花盆、运出废枝落叶等，每天得花费多少时间呀……陈汉波老师爱生如子有诸多表现，一则尽量多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比如上历史课，他认真备课，在课堂上增讲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为此，许多同学都喜欢听他的历史课；一则注意收集学生的优点，适时地造舆论给予表扬。有一次，低年级的施扶国在路上捡到一枚金戒指交给学校。陈老师知道后，马上组织一期墙报，自己亲自写一篇《拾金不昧》的文章，并用他工整的‘陈体字’书写报道，在全校引起轰动。施扶国因此受到激励，努力学习，从此成为好学生。”1957年，反右派斗争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供职于东山县实验小学的陈汉波因为记录能力强，被领导派为记录员。这份工作使他没有发言提意见的时间，客观上也使他侥幸逃过一劫，也为他后来施展才华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这时，因为他渊博的知识和“下笔如有神”的写作能力，许多单位已“盯上”了他。

陈汉波老师干一行专一行。1960年，陈汉波先生被调到县地方志办公室，随即参加东山县解放后第一部县志的编撰，负责编写本县古代史部分。陈汉波先生全身心投入编撰工作，果然名不虚传，整理、积累了大量史料。这一成果，填补了我县旧志书许多史料的缺漏。此时，刚成立不久的东山县潮剧团更缺从事剧本创作的人才，于是陈汉波先生又被调往县潮剧团，担任编导。从1961至1973年前后13年间，他编写历史剧、现代剧多达32部，其中有歌颂正义和良知的历史剧，如《秦香莲》，于1984年被中国音像公司录制，1989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出并引起轰动，赞誉之声响彻海内外；又如历史剧《黄道周》，剧中的主人公形象即乡贤黄道周，刚正节义的极具个性化的语言，让人备受教育；再如歌颂东山八少年的现代剧《东山八少年》，让所到之处的年轻一代深受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也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东山人民拥护人民政府的激情。

遗憾的是，一场文革，给陈汉波先生和他的家庭带来了不幸，也使他对国家的未来产生焦虑。从文革之初，他就成了批判对象。“清队”时候，陈汉波一家有四口人，即他们夫妇俩和两个儿子都被游街、批斗和关押；陈汉波先生被下放到岐下农村。而后，他的两个儿子陈文琛和陈文定作为“知青”也到了平和县南胜公社云后大队务农。其间的1975年秋，陈汉波先生到平和深山找儿子。此时我正与他们同在一个知青点。陈汉波先生先到儿子的住处，而后到同乡知青的住处做礼节性的问候。没想到陈先生到我的住处就不走了，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发现我住处四面糊墙的报纸贴满了生字——那时我把字典上几乎所有的生字都标上拼音和字义，写在废报纸上，然后贴在房间的墙上，以方便识记；还发现了我案头和床上的《红楼梦》、《水浒》等书（那期间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看《红楼梦》，以认识封建社会的反动和腐朽及其必定走向灭亡的命运；同时号召看《水浒》，以认识宋江把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的聚义厅改忠义堂，搞投降主义的险恶用心）。这个发现，让他非常感动，说：“在这么闭锁的山沟，你还这么认真读书，实在不容易啊！”言毕，他走到我宿舍门口，望着眼前长条形的狭窄山沟沟，引发了一通言论：“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劳动，这当然好。可是这么多年了，还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将来怎么办？他们的父母怎么办？国家怎么办？”陈汉波先生的感慨，显然是在为年轻人的前景、为国家社会的未来深深忧虑。我由此感觉着“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可敬精神。

打倒四人帮，使他获得政治上的新生，也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施展才华，为全县文化事业的复兴和发展贡献力量。

1980年，陈汉波先生被任命为县图书馆副馆长（而后又升任馆长、副研究员），着手创建县图书馆工作，这使他如鱼得水。每日里，都见他早早便来上班，很晚才迟迟回家，一有空就拨弄花草，种上玫瑰、牡丹、水锦、三角梅、茉莉、兰花等等，甚至松柏都种上了，县图书馆由此被装点成花园一般。

陈汉波在图书馆任上所做的四件事，让我佩服不已。

头一件，是给中小学生提供阅读课外书的空间。那时候，刚好我家就在县图书馆前，他知道我已经在东山二中当教师，就经常跑来找我了解学生的读书现状。随后，他在一楼设立了少年儿童图书室，与各小学联系，让学生们在星期日尤其是寒暑假到图书馆读书阅览，鼓励他们撰写学习心得并择优上板报，给予奖励；他还组织中小学生知识竞赛，内容涉及古今中外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这些举措，极大地激励了中小学生的求知欲望。

第二件，是设立台湾资料室。在他担任县图书馆长不久，正好两岸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陈汉波先生不失时机地搜集有关台湾的古今图书资料，在图书馆三楼设立台湾资料室，让人们认识台湾是祖国的宝岛，也是不可分割的领土；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各种出产；了解历代朝廷对台湾的管理等等；也让人们熟悉郑成功和施琅从东山出师收复台湾的壮举，台湾与大陆尤其与东山的密切关系等等。可以说，陈汉波先生利用图书馆这个阵地，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三件，是他竭尽全力，搜集和整理东山城乡地方文史。铜山是历史上或属怀恩县，或属漳浦县、或属诏安县的一个海岛，建县的历史不长，地方文史资料分散，陈汉波先生利用担任图书馆长职务之便，竭尽全力做地方文史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于1982年11月翻印清朝乾隆年间本地秀才陈振藻编撰的《铜山志》。这部书，对后人了解昔日东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搜集有关黄道周等名人的古籍，几经努力，搜集到《黄子全集》，尤其是搜集到价值连城的黄道周亲笔《榕颂》手稿。与此同时，他举办“纪念黄道周诞辰四百周年”等大型学术活动，邀请全国各地研究黄道周的专家学者到东山共同研讨黄道周。这一举措，极大地扩大了东山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度。

第四件，是他发动侨居海外的乡人集资购置《四库全书》。该巨著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之一，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000余册。陈汉波先生把这些宝贵的书籍“束之高阁”，珍重地放在四楼。这是陈汉波先生一生颇为得意的重大成果，他自豪地告诉我：“阿泗，你不知道，咱们龙溪地区只有两个地方有《四库全书》，其中一个就是咱东山！”此后，我是允许进入其中查阅资料的有数读者之一，就是靠着这部巨著，得以查到明代铜山的兵防，明代铜钵村前曾经是盐田，查到黄道周的若干重要著作，尤其是查到乾隆皇帝对黄道周“不愧一代完人”的高度评价的出处，即《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一·乾隆四十一》的一篇上谕（明代）：“十一月十六日（甲申），谕……若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议溢於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等历史知识。

由于陈汉波先生的出色工作，1982年县图书馆荣获“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室）先进集体”（文化部）；1985年被评为“全省文明单位”（省政府）；1994年被授予“全省十佳图书馆”（省文化厅）等多项荣誉。陈汉波本人也于1982年被授予“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室）先进工作者”（文化部）等。

也由于陈汉波先生出色的工作和广泛的知名度，他被选为第一届县政协委员，第二届县政协常委，第三届、第四届县政协副主席。任上，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致力于地方文化建设尤其是关帝文化的挖掘和发展；同时，致力于两岸神缘渊源的挖掘和沟通。1980年至1993年，他兼任县政协《东山文史资料》主编，先后征集出版1至10辑《东山文史资料》，对我县两个文明建设起到“存史资政，存史育人”的作用。他于1990年10月和1992年2月两次访问台湾，不辞劳苦，足迹几乎覆盖了台湾全岛。他往返于两岸，深入考证台湾关帝信仰文化从东山发祥的史迹，不仅取得一批研究成果，而且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情谊，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

1992年，65岁的陈汉波先生退休，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休”，他以更大的热情，利用退休后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专门研究的有利条件，加大对关帝文化和两岸神缘渊源关系的挖掘和发展。他于1992年首先提出举办海峡两岸关帝文化节，获得县有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这个盛大节日，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不断扩大，早已成为两岸关系的一大桥梁，不仅县委县政府全力投入，漳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甚至福建省委、省政府，全国政协的领导者都前来关心指导；与此同时，台湾方面的党派、社团，尤其是各地寺庙等宗教组织，积极响应，每年都组团前来参加，极大地促进了海峡两岸的互相了解，极大地推动了两岸的和平于发展。

与此同时，他考证出铜陵西门澳为关圣帝君分灵赴台起驾处，并积极倡导在西门澳投建朝圣楼。这个倡导获得东山旅游开发区和广大信众的热烈响应，并于1992年9月25日奠基投建，陈先生为了朝圣楼的建设集资积极奔走呼吁。建成的朝圣楼为7层6檐歇山顶建筑，楼高37米，占地面积1590平方米，建筑面积3398平方米。由于朝圣楼建于海滨水湄上，因此显得突兀高大，令人神往。

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我撰写和出版《海峡圣灵百典》的事。1994年初，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即通过陈汉波先生，以他的影响力，组织数人在一两年内合力撰写东山关帝庙的百首签诗的历史典故。如果此举成功了，既可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丰富东山关帝文化的内涵，又可以纠正一些无知的卜签者向求签者胡诌所造成的恶果。陈先生一听，非常高兴，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并表示一定帮我挑选这样的人才。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非常懊恼地告诉我：他的这个允诺无法实现，原因是他看中的人，都担心写不好，到时贻笑于大方之家，更怕为后世人所不齿，因此不敢担当。看他诉说时的懊恼，仿佛就是他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我有点泄气。他鼓励我说：“阿泗，凭着当年你在平和山区的学习干劲，凭着你20年的积累，凭着你所受的大学中文教育，你一个人也可以完成它！”听了他的话，我倍感温暖，说：“陈先生，即使是我一人，也要把这本书写出来！”陈汉波先生听了，高兴地眼睛眯成一条线：“阿泗，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这件事要是能做成，一定是咱东山关帝文化传播的一件大事。可惜我老了，不然的话，我也想帮你把这本书写成。”十年后书成出版时，他高兴得孩子似的，说一定把它推介给台湾友人。不几天，他问我《海峡圣灵百典》还剩多少，台湾的关帝信众很喜欢这本书，说剩多少，他们就要多少。我告诉他，这本书或送或售，除了还剩三百来本作为自己的存书，再没有了。他听了又高兴又失望，说：“我都跟台湾朋友说了，现在如果没有书给人家，怎么办？”我见状，赶紧说把剩下的书给他，然后我又再版了2000册，才解决了问题。我至今都在感激他对我写此书的鼓励，也深感着他对东山关帝文化传播台湾的高度重视。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长期的劳累，陈汉波先生身体逐渐不支，先是患糖尿病，又并发高血压等其他疾病。2004年8月中旬，陈汉波先生因脑血管出血住医院治疗，后又多次反复，经救治无效，不幸于2005年元月7日0点逝世，享年78岁。

纵观陈汉波先生的一生，早年的他致力于教育事业；中年的他致力于文化事业，晚年的他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事业。陈汉波先生每干一行，就爱一行，专一行，并且都做出显著成绩，可谓殚精竭虑，掷地有声。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曾到东山考察了解谷文昌的事迹，期间得到陈汉波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向他介绍时代背景，提供各种材料。这使张全景十分欣赏他的工作态度和能力，尤其是他的坦诚和谦让，他们俩因此成了好朋友。2005年1月中旬，张全景获知陈汉波逝世的消息，随即送来花圈，以示深切的悼念之情。

陈汉波先生值得我们深切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