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方耀铿

孙用川

我早就想撰写我的恩师方耀铿先生的生平，但多年来总是忧虑再三，未敢动笔，因为方师耀铿的一生实在太丰富了，凭我这支拙笔，是无论如何难以以偏概全的。然而此情难了，近来，乘《苏峰拱秀——近现代铜山那些学人》一书征稿之机，就勉力搜索自己所忆、所知、所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作了必要的访谈，尽力从一些侧面反映方老师作为一代宗师的风貌，以慰崇敬之情。

方耀铿先生1927年出生于东山一造船世家，其父方百良，是东山著名造船师傅，人称“阿马师”。耀铿先生1941年就读于东山第一所县立初级中学，1944年作为“东中”首届毕业生，升入省立云霄高中修业两年，1946年转省立集美高中，翌年毕业。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回母校东山初级中学当教员一年。先生生性好学，他不满足于已经具备的学历，又于1948年7月考入厦门大学深造经济专业一年，随后仍回“东中”就教。自此，方先生一辈子从事东山的中学教育工作，直至退休。可以说，对东山中学教育的贡献，继“东中”首任校长萧笠云之后，方耀铿先生的功绩是不容低估的。

方先生生性聪慧，思维敏捷严密，博闻强记，过目成诵，涉猎广泛。在就学阶段，不仅精通国学，而且在接受了“五四”以来民主、科学新思想的同时，更很快掌握了好多门自然科学知识（这是这一代学人比他们的师长、先辈更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长处），尤对各种艺术门类如书法、诗词、楹联、音乐素有精深的研究。方先生还怀着对乡土的深情，无师自通，深入研究本地方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整理，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可谓前无古人。

就因为方老师的才学超群，知识全面，在“东中”教师队伍衮衮诸公中，自然被公认为教学中坚。就教“东中”不久，1950年5月就被拥为校务委员会主任、代校长，此时他年仅23岁即“长其校”。所以有人趣称方老师为东山教育界的“少帅”。1950年12月，方耀铿被选为福建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全县仅两名，据1994年版《东山县志》第457页）。

1956年“东中”始办高中，学校也数易其名，先后称为东山县立初级中学、东山中学、东山一中、东山二中。1957年以后，学校的领导也不断更迭，方老师的职务经历了时升时降的多次变动。由代校长而副校长，由副校长而被贬为副教务主任，后又恢复副校长，文革期间受审查，之后担任教改组组长，1980年后，复任副校长、东山一中校长、东山二中校长等职。东山一中、东山二中都是省级重点中学。从他这三十年反复浮沉的现实可知，方老师的一生与东山的教育事业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几十年，东山县的中学教育真是离不开方耀铿老师，就如本地俗话：“没有这一杆柱子搭不成台”。而不论如何升、贬，方老师还是方老师，他始终没有任何怨言，并坚持亲自任课，从不懈怠，从未离开课堂，尽显师道本色。前东山一中常务副校长朱旭辉曾说：“方耀铿知识很全面，每一门课都能上。”这也使我们悟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大凡才学出众的人，由于历史时期、环境、人事关系、政治观念等等原因，或许常有屈才之遇。而只要自己不放弃努力，认真做人、求学，严守道德、情操，终究总是会众望所归的。“天生我才必有用”， 被扭曲的历史所蒙上的尘埃，一经拭去，金子依然发亮。

笔者就读东山一中6年，方老师一直教我们几何学。同学们听方老师的课，从不感到厌倦，而是轻松愉悦，情绪高涨。方师上课十分投入，近乎痴；对学生重启发而非简单的说教，善于互动，近乎友；教学风格轻松自如，谈笑风生，近乎娱。方老师有烟瘾，但课堂上从不吸烟，烟瘾一来，他就把两个指头放在鼻子底下闻一闻，鼻子底下沾了粉笔灰，他却全然不顾，继续他的讲课，进入了忘我的境界。他每用生动活泼的方式讲解逻辑性很强的缜密概念，用形象的方法叙述看似刻板枯燥的数学程式。他十分讲究课堂艺术，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精神享受，记忆特别深刻难忘，理解尤其准确到位。看着黑板上的板书，那严整潇洒的粉笔字也令我们叹服。纵使解题的语言表达，方师也仔细传授，丝丝入扣。有时还用讲故事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记得有一次讲到防止错别字时，方老师说了一个小故事，说是古时候有个孩子认字不求甚解，母亲叫他去买酱油，这孩子见街上一家叫“何瑞奇醫科”的诊所，看成“阿端哥酱料”，就递过酱油瓶跑进去，受到店主呵斥。同学们都觉得新鲜有趣，牢牢记住了学习上粗枝大叶的危害。在方老师的谆谆教育下，我们很快就牢牢掌握了点、线、面、体的几何基本概念、各种图形、定理公式、数学方法以及几何原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应用。多年以后，我有机会参与某建筑工程的工程量审核，方师所教的很多几何知识一一得到了运用。

方老师十分注重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德、智、体、美（艺术）全面发展，善于引导学生把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中。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记得在东中旧校区，有一次学校礼堂修建，几个工人在为屋架派料时，比比划划老是量不准杉木尺寸。方老师利用下课时间带了我们几个同学走到施工现场，对工人和同学们说：“你们看，横梁上面顶着一根立柱，为了加固，用一根斜梁牵拉，这就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工人们裁料有困难，是因为不懂勾股定理，又不懂得放大样。只要知道横梁尺寸和立柱尺寸，运用勾股定理一算，斜梁的尺寸立即可以算出。”方老师现场演示，即刻算出。工人按计算结果裁料，果然丝毫不差。这一幕使我们对所学的勾股定理终生没齿不忘。还记得我从东山一中毕业后，有一次在新建的县人民会堂听报告，恰好同方老师坐在一起。会堂座椅摆布前后左右错开，后排都不被遮挡。我正感叹设计人员摆布合理，方老师说：“这就是‘空间点阵’。”我恍然领悟。不一会，会议开始，扩音听得十分清晰，方老师又教导我说，会堂的回音运用了“交混回响”原理。这个原理我们曾在物理课里学过。经方师提醒，更加明白所学知识应该如何运用到实践中，遇到其他问题，也学会了思考方法。出了学校还得到方老师教导，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方老师的风范，真可谓：俯拾皆有知识可撷，无事不究学问所依。

方老师在艺术上的造诣，影响最大的要算音乐活动了。先生自幼独具音乐天赋，早在厦门读书期间，就经常参加各种歌咏活动，经历了高尚情操的熏陶。回乡以后，更是乐此不疲。解放初期，全县以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为主体，排演《刘胡兰》、《赤叶河》等多部歌剧，方老师同朱必学老师等一起组成乐队伴奏班底，其演奏打动过无数观众。我们读中学期间，方老师在繁忙的教学之余，经常组织学校文艺晚会，并深入每个班级进行辅导。不论何种音乐品种，诸如中国民歌、昆曲、潮剧、汉剧、芗剧、俄罗斯歌曲等等，方老师皆精通熟谙，驾驭自如。他对音乐的悟性十分敏锐，能熟练演奏扬琴、胡琴、三弦、手风琴等多种乐器。尤其是扬琴，本地多数琴手仅能演奏潮州音乐和为潮剧伴奏，未谙如何变调，而方老师则广泛运用到潮剧、各种民乐、现代歌曲、古曲的演奏，随乐曲的感情变化熟练变调，出神入化。笔者曾亲聆方老师说过：所谓音乐的调式，就是声音的不同频率，他把物理现象同音乐融会贯通起来了。更为同仁们感到惊奇者，方师对乐谱总是过目不忘，只要演奏一遍，第二遍即无须视谱就演奏有味、情笃意切、独具表现力了。如果乐队里某位演奏者出现差错，哪怕是音准微偏、强弱失当、节奏快慢稍有偏差，都躲不过方师的耳朵而立即予以纠正。尤为可贵的是，方老师身为中学校长，夜里休闲时，常常深入工厂、农村、民间居家参与民乐合奏，与工人、农民、市民音乐爱好者共乐。许多民间音乐艺人不仅以方耀铿为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技艺很快提高，于是也与方先生成为诤友。先生的平民心、大众情，在乡间是有口皆碑的。我们同一时期的东中学生，都不会忘记方老师经常同学生们打成一片，奏乐器、讲故事、打篮球、练游泳、玩扑克、学围棋、教桥牌的情景。还有一次，方老师带领东山一中篮球队参加全县篮球比赛，亲自首发上场压阵，成为场上“灵魂”，师生们因此激奋无比，终于夺得冠军。

方师的音乐造诣不仅在邑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且逐渐名闻遐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潮剧一团著名乐师陈华（即仙花，本县双东村人），曾带领广东省数位高层潮剧音乐人士慕名专程来东山找方老师交流音乐艺术和演奏技艺。台湾基隆第五乐团也在林向瑞先生（本县西埔人）的带领下，趁探亲之便，上门请教方老师。

先生对古典文学素有涉猎，尤以楹联见长。记得早在笔者读中学时，听方老师讲过一则楹联故事。说的是明朝天启元年，宰相叶向高就新科状元翁正春的出句“宠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对曰“客官寓宦宅，富室宽容”。至今五六十年，仍记忆犹新，终生不忘。此联出、对双方一谦一褒，又巧妙又完全符合格律，随口而出，虽用了十八个宝盖头字，却一点雕琢的痕迹也没有。方老师给学生讲故事选择这一内容，显示了他的儒雅风度。1985年东山成立第一家三星级酒店——华福酒店，方师兴奋之余，以“华”、“福”开篇，自制楹联一副，祝贺酒店开业：“华夏辉煌，玉盏金樽开盛宴；福星拱照，轻歌曼舞接嘉宾。”张贴于酒店大门两侧。东山知名画家林少丹是方老师好友，赠送方老师一幅钟馗画，方老师则自撰自书对联以配，用自己严整潇洒的行楷书法书之曰“寒光摄邪魅；正气冲斗牛”，组成了画、联、书一体的完整艺术品，耐人寻味。方老师的楹联作品颇为丰富，本文未能一一列举。

如果说，这些艺术活动表现了方老师的高雅情怀，而对方言的深入研究则是方老师留给东山人民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据笔者所知，本邑致力于方言研究的几位已故文化人如方纯正、陈镜湖、朱定坚等都曾对东山方言做过一些整理和资料积累，试图总结出东山方言的内在规律。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工作都是十分有益的。而我们的方老师毕竟才学和思维高出一筹。方老师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多年，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同研究闽南话正音的厦门大学知名中文教授黄典诚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还同本县文史名人陈秋顺老先生进行多次切磋。进而独自对东山方言的音韵、声调、切拼、语言习惯特点、发音规律、县内地区差别，甚至俗语、谚语、歌谣都有准确的归纳和精辟的见解，并创造出整套注音符号，系统地把声母、韵母进行了符合方言发音特点的排序。同时，例举方言中天文地理、时间方位、房屋用具、生产工具、动植物、亲属称谓、身体五官、生老病死、饮食穿戴、交际动作、性状形容、指代数量、词语搭配等的特殊用语，进行了详尽的归类，从中归纳出规律。我们终于有了方言研究的这一份初步成果。2011年6月，方纯正、许培斌进一步深入研究，编成《东山方言音韵字汇》（2013年修订再版更名为《东山方言字典》），据编者称，就是以方耀铿先生的成果为蓝本的。方老师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这洋洋数万言的心血之作，完全可以上报“社科”项目，或以个人名义出版发表，而他却是和盘托出，不计任何代价奉献给县方志编纂委员会，收入1994年新版《东山县志》，专辑一卷，没有署名，没有拿一分钱稿酬。

此外，方老师的书法在东山县也堪称佼佼。他的楷书和行楷严整坚实，法度有据，笔锋纯正，遒劲有力，风流潇洒，布局讲究，一丝不苟，令人赏心悦目，细观每一个字，都可以品出其内涵。单以书法论之，就堪称自成一家。而先生挥墨，只是自我陶冶，并无当书法家之想，否则，他不可能只用一方印章钤于他的所有书法作品。平平实实，毫不刻意造作，美在尺幅之中，意在笔墨之外。然而，不须炒作，不须吹捧，也不须借名家推介，“拉大旗作虎皮”，更不须印制头衔成串的名片借以唬人，人们自然把“书法家”的称谓敬献给敬爱的方耀铿老师。

方老师的广博学识涵养与他的严谨治学作风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他毕生身为中学教师和教学组织管理者，其影响已经扩展到教育之外的诸多领域，他的作为也就顺理成章涉及全县性的岗位。1980年，先生被选为东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年后，出任县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并亲自编辑《教育》、《方言》等卷。然而，此期间方老师还是没有离开教育部门，没有离开他所钟情的课堂，前后仍兼任东山一中、东山二中校长，直至退休。退休后，先生除续编《县志》外，仍尽力参与楹联、书法、音乐等艺术活动。

先生桃李满天下。从东山两所重点中学毕业的学子一两万人，都感念和敬仰方耀铿这位德艺双馨的恩师。方老师的学生中不乏成就赫赫之士，不少人在学界、文学艺术界、政界、商界乃至军界享有盛名。然而，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居然也有个别学生鬼迷心窍，盲目追风，动口、动笔“批判”自己的老师，强加莫须有的“罪名”，甚至动武伤害，致使方老师满身带伤，肉体和心灵都备受痛苦。对此，方老师却从不提起。事后，其子女曾欲找伤害方师的始作佣者理论，受到方师制止说：“这是历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包容之心令人敬佩。就在方老师接受审查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对东山教育工作的忧虑。他自感知识的缺憾，并坚信阴霾终会散去，教育必将重兴。免除了工作的劳累，他反而尤感失落。他忍不住期待的苦痛，苦苦在狭缝里寻找知识的食粮，从书店购回一本《毛主席语录》英文版，刻苦自习英语直至通晓。文革后复课，方老师竟担起了中学英语课程的教学，弥补了英语师资的不足。

方老师晚年伤病交加，于2003年3月逝世，享年77岁，岂不哀哉！全县朝野都痛惜方师过早离开人世。县五套班子主要领导都前来同方耀铿先生的遗体告别，前县人大副主任汤德元主持追悼会，亲友几千人参加了送行。这情景足以说明方老师的人生确为人们广泛肯定、崇敬、忆念。江茂才先生在方师追悼会上诵读祭文，兹摘引片段：“神资淑质，广才多艺，博闻强记，通晓文理，尤能对课，既秀书法，且审音律，名播遐尔，俊才罕得，重情明义，孝友忠信，谦恭克己，仁及童孺，坚贞守道，洁谦成德，人之为人，公其何极。”情深意切，对方老师的评价甚为中肯。

方师耀铿作为一代宗师的风范，永远活在他的所有学生心中；他致力家乡文化、教育事业的显赫成就，永远为乡人所铭记。

（2013年5月）

  方耀铿为林少丹所赠钟馗画《剑出鞘》配联，并书。 

  方耀铿在书房。一袭中山装，上衣口袋别着自来水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一台扬琴，伴随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