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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干堂
2014-07-17 17:04:28|发布者: 林育川 | 查看: | 评论: 0 |来源:苏峰拱秀
摘要: 心系侨务魂留桑梓洪德章我的案头摆放着先父写于1977年的一首词作:万里征鸿,谋衣食,壮怀未歇。抬望眼、九州歌哭,金瓯碎缺。十载羁孤鹃泣泪,八年卓绝心撕血。归来兮,叹遍地疮痍,开新页。三下放,情亦热;三 ...

心系侨务魂留桑梓

洪德章

我的案头摆放着先父写于1977年的一首词作:

万里征鸿,谋衣食,壮怀未歇。抬望眼、九州歌哭,金瓯碎缺。十载羁孤鹃泣泪,八年卓绝心撕血。归来兮,叹遍地疮痍,开新页。 三下放,情亦热;三度曲,缘难绝。喜春临华夏,政通民悦。伏枥敢忘千里志,举杯展望盈头月。愿吾侪,携手趁东风,重飞越。(《满江红·出国五十周年感赋》)

重温这首词,仿佛看到父亲弱冠少年,历尽艰辛,奔走呼号的身影;海外归来,激情燃烧、忘却自我的精神;古稀之年,发挥余热,无私奉献的风范!

十载飘零多逆境    寸心惆怅独登楼

父亲洪干堂,1909年2月13日出生于铜陵一个书香世家。我的曾祖父洪少真是清光绪己丑年秀才,私塾教师,精于书法国画,著有《敦煌诗文稿》(原稿毁于文革期间);我的祖父洪国瑞,字石生,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历任东山工艺传习所、东升学校等主任教员、东山县誌评议员、东山县第一届工会副会长(民国年间),著有《石生吟草》(原稿毁于文革)。父亲六岁时就读于我的祖父在“余氏宗祠” 开设的私塾。当时,正是新旧学交替时代,读的课本有新学的小学语文,也有古典文学《三字经》、《四书》、《五经》、《周易》等。父亲八岁那年,我的祖父出国到新加坡谋生,父亲也辍学当了小店员。空闲时在我伯父的辅导下学习古典文学,兼练书法(伯父洪炜堂,新加坡著名中医肺科专家,工诗文,书法亦有名气)。1922年父亲进入我祖父与李猷明先生共同筹办的“东山工艺传习所”继续就学,半天学染织,半天读古文。1923年传习所停办。父亲就这样在店员与读书的交替中度过了苦涩的童年。

青少年时期的父亲,旧中国处在一个充满暴力和混乱的时代。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接踵而来,华夏狼烟四起,民不聊生。靠我祖父教书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已经十分困难。在这种困境下,父亲十九岁那年,为了生计,只身远赴重洋到印尼谋生。1931年回国结婚,并谋到“远大行”会计兼文书的职业。1936年6月,正值抗战期间,国难当头,父亲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应考县联保书记职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先后在大同镇、正义镇工作。然而,社会黑暗、官场腐败使父亲心灰意冷。1937年末,他与侨友周常五商量后,悄悄离开东山岛,从厦门出境,再次到“沙朥越”谋生。此次是秘密行动,事后卢区长大发雷霆,把我祖父叫去训骂了一场,并下通牒令要抓我父亲。

在印尼爪哇岛井里汶期间,当时的北伐已进入胜利声中,日本制造“五三济南惨案”,出兵占领济南。海内外同胞无不愤慨,父亲也积极加入海外爱国青年行列,秘密组织华侨抵制日货,发放抗日传单。在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带领下,海外各界人士发起筹赈祖国难民运动,支持抗战。父亲积极参与,奔走呼号,尽匹夫之责。在参与爱国运动中,他结识了许多爱国青年,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东山侨友陈振春是父亲在海外志同道合的好友,陈先生是马来西亚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牢,后被驱逐出境回东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49年11月的一天,陈在报纸上看到他一位上级的名字在新中国北京新闻媒体上出现,非常高兴并秘密告诉父亲这个特大喜讯。经父亲帮助,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偷渡出岛,顺利到达北京找到他的老上级,并被安排在北京华侨补校任总务。文革结束后,陈先生调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工作。几十年来无论社会风云变幻,还是文革身陷逆境,陈先生与父亲书信不断,相互鼓励,坚定信念,直至晚年。

在马来西亚沙捞越木膠的时候,当地正在流行温热病,父亲利用空闲时间自学中医知识,为群众治病,求医者络绎不绝,颇有声誉。现存于家中的医学书空白处尚见密密麻麻笔迹和圈圈点点,可见当年父亲苦读古医书的用心。假如日后不经商也不参政,父亲一定会成为有成就的医生。

抗战胜利了,海上交通逐渐恢复。父亲决心回到生他养他、阔别多年的故乡。1946年10月7日晚平安抵家,亲人相见,悲喜交集。当晚父亲写下一首五律《游子归来晚》,诗曰:“游子归来晚,粗肴薄酒温。三杯消积愫,骤雨洗风尘。妻黑儿嬴弱,父坟草绿茵。难将家国事,一一话艰辛”!寥寥四十字抒发了海外游子的辛酸苦辣和那段不堪回首的家仇国恨;其时我的祖父已经逝世五个年头,父亲没能返梓尽孝治丧,心头烙下了终身最大的遗憾!

回乡后,父亲与侨友合资在后街开设“侨昌”企业,并积极参与家乡战后重建和社会公益活动。 抗战胜利后,铜陵的归侨成立了一个民间侨团组织 “东山县华侨公会”,吸收刚回国的曾启昌及父亲入会。曾启昌先生负责经济,父亲为总务。1947年间,美国救济物资(面粉、布匹、棉衣,还有药品鱼肝油等)抵达东山,由华侨公会协助发放,父亲积极参与此项工作。

1948年末解放军进抵长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国币日趋贬值,商场多不能维持, 1949年初“侨昌”终于倒闭了。生意失败加上刚刚丧偶,父亲在精神上极度痛苦,他为生计发愁,更为前途彷徨。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了,这一天是父亲值得庆贺的人生转折点。父亲从此获得新生。

苟利人民忘自我    愿为喉舌济疮痍

“投身革命立新碑,自愧才疏蒙见知 ; 海外归来怀祖国,丹心永继少年时”。这首绝句是父亲刚走上新中国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写的,喜悦之情和报国情怀溢于言表。

大约东山解放的一星期后,东山县人民政府召开庆祝收复舟山群岛胜利大会,父亲作为归侨代表受邀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上台发言。同年12月3日被选为县人大常务委员会的驻会副主席。不久,被推选为东山县侨联主席。从此,父亲的一生与侨务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刚解放的东山岛,疮痍满目,百业待兴。为了尽快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及时向政府建言献策,引起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在财贸主任傅四有、工业科科长杨仁灼的大力支持下,父亲利用自身海外的社会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发动宣传联络海外侨胞,组织资金,网罗人才,引进技术,在短短时间内建成了东山县 “华侨电厂”,结束了东山以煤油照明的历史,乡人称颂“华侨电厂给民众带来了光明”。同时建成了东山县 “城关华侨面粉厂”,取代了东山千百年来以人工石磨制面粉的落后状况。

1952年至1957年间,父亲带领侨联一班人,积极发动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侨眷参与投资,创建了我县有史以来五个“第一家”专业企业,即:“华侨苧网手工业社”、“华侨缝纫工场”、“城关华侨面粉厂”、“城关华侨电厂”、“西埔华侨旅行社”。侨胞、侨眷投入的资金达八万多元的人民币,占总投资额近百分之六十七。这些资金虽然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一笔巨额数字!

这些侨办企业为华侨子弟和社会青年提供了就业门路,增加了侨属的经济收入,稳定了社会。国外华侨也放心,纷纷写信赞扬,有的华侨回国还亲自登门致谢。

父亲出身于教育世家,从小受到教育理念的影响,他深深体会到发展教育事业对一个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在父亲的倡导下,1958年由黄子辉(铜陵人)为首的印尼华侨捐资创办了“东山县华侨中学”。校址在关帝庙边的宝智寺,父亲任名誉校长(当时侨中没设校长)。教师有朱桓中、黄友斌、李永添、杨秀琼等。学校仅设初中班,学生大约五六十人。虽然设备简陋,但由于教师的努力,侨中教学质量受到教育部门的好评。这是给父亲最大的奖赏。1960年间侨中并入东山一中。

五十年代的东山岛,农渔业生产落后。为了改革东山落后的捕鱼网具,他大胆发动华侨用侨汇从国外采购2万多公斤的尼龙丝,支援渔业生产。以尼龙丝的先进网具逐渐淘汰落后的苧麻编织网具。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他发动国外华侨从香港购进化肥。1958年至1961年,进口化肥达340吨,(不包括侨眷自留与私下买卖)。据当时有人测算,340吨的化肥可增产680吨粮食。此外父亲还通过各种渠道进口蔬菜优良品种,其中比较好的有高丽菜、大头菜等。

抗美援朝期间,东山县成立“东山县抗美援朝分会”,父亲被任命为该会总务。他下乡走遍了全县每一个乡村角落,宣传,发动华侨、侨眷献售金银、捐款捐物。身为侨联主席的父亲积极带头捐款捐物,发挥表率作用。侨联委员老何知道后,也主动把家中的金银捐出来……

为了美化东山环境,父亲积极发动海外华侨捐资修筑道路,修复古迹。他还亲自装点景致,种植花草。给风动石边 “钓鳌台”下的一泓清冽泉水,加以装修,并题下“龙泉”墨迹;通往“虎崆滴玉”的石阶也是他发动华侨捐资修建;还亲自为西埔庙山古亭横匾题写“怀乡亭”三个字和一副楹联,联曰:“怀抱顿开,且喜故人促膝;乡山在望,何妨此地谈心” 。此联被中国楹联学会会长常江编著的《巧妙对联三千副》一书收集;家乡的许多风光景点都留下他的笔迹。

为了宣传党的侨务政策,活跃侨乡的文化生活,他组织“乌兰牧骑”式的宣传队深入街道、乡村演出,并利用业余时间,动手写了一首歌词《侨乡赞歌》,由朱丽生谱曲,讴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曾经生活于国外十几年的父亲清正廉洁,公私分明,日常生活十分简朴,自奉甚俭,随遇而安;在位时只求奉献,不求回报。五十年代中期,县侨联迁到新县城办公,为了工作,他就很少回家,晚上睡在侨联的办公桌上。当时西埔还是农村,冬寒夏热,蚊子特别多,在这种环境下数年如一日。他在日记所写道:“在这点上,我对得起国家与人民,也问心无愧”!平时穿的衣物,都用毛笔写上购置日期,我们在他逝世后整理遗物时,才发现有的衣服已经穿了二三十年,补了再补,还舍不得扔掉。在物质生活已经有所改善的时候,父亲还如此简朴,思之令人鼻酸啊!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他经手的的财物数以万计,但他从不以权谋私。我家兄弟姐妹多,家庭经济十分拮据,他每月的工资扣除正常生活费外,剩下40元悉数交给我母亲,作为全家生活费。我母亲平时还要养猪、织网、纺线,增加一点收入来补贴家用。尽管如此,对于侨眷、同事、亲戚、朋友的困难,父亲却是经常尽其所有,慷慨解囊帮助。

记得在小时候,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兄弟姐妹做人要崇尚学问,自强自立;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在生活上要助人为乐等的良好作风。对于子女的就业,他从来不拉关系不走后门,我们兄弟姐妹七个,除我大哥是企业干部外,其余的都是职工。但可告慰父亲的是,我们兄弟各有所长,在各人的工作岗位上恪守尽责,服务社会。

百首诗篇见历程    老骥奋蹄写丹心

十年浩劫开始,侨联成为“封建堡垒司令部”,“东山侨联”的大匾也被砸成粉碎,父亲也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文革小组宣布撤消一切行政职务,长期隔离审查。但他始终相信党和人民,相信自己,正如孟子说过:“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对新生活充满信心与希望。他老当益壮,积极参政议政。七十岁时当选为省政协四届委员和县政协首届副主席,先后被聘任为县文物维修保护董事会董事长,县侨联、《石斋故里》乡讯社、县方志办、政协文史办、县文联等顾问。晚年时他惜时如金,直至89岁逝世前,仍然笔耕不辍,即便做了两次白内障手术,康复后戴着厚重的眼镜,还借助放大镜查资料、对史实,力求翔实、准确无误,撰写了大量文史资料。撰写了《东山五十三年大事记》、《回忆东山大地震》、《东山华侨史实鳞爪》、《唐朝彝原籍考》等珍贵史料。还有尚未发表的《华侨史话》、《东山侨联工作回忆录》(计四万字)。他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海内外各界的普遍赞誉。1986年先后被中国侨联、省侨联评为“先进个人”。1994年6月出版了自己的一本诗集《洪干堂诗词》。

对于古典诗词的研究,父亲非常有见地,他说:“诗词这门艺术,除了要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掌握诗词的创作技巧外,还要诗外功夫。宋代诗人陆游告诫后人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于诗外’。所谓功夫在于诗外,第一是生活,必须努力拓宽自己的生活接触面,力求生活的广度和感受的深度。其次是时代,鲁迅先生说过 ‘诗是民族的声音’。对于时代的精神,诗应该是最敏感的水银柱。第三是感受,感受能力强的人,往往能在平凡中见非凡,在司空见惯里发现新意。其四是做人,诗品即是人品。想写诗,首先要扪心自问,你的言行是否像个人样?作为一个诗人,要有诚实无欺的心态,正如孔子说过:‘思无邪’,又如古人所说:‘文从实处工’。别去学做那种闭门造车,无病呻吟的诗”。道出了作诗的真谛。

下面赏读父亲诗二首,从中读出其人品与文品。

月 夜 感 怀

夜静蛩声诉不休,小楼月白照离愁。

烽烟遍布萦乡梦,家室存亡抱杞忧。

十载飘零多逆境,寸心惆怅独登楼。

征帆何日还乡去,好把羁情付北流。

1946年秋,抗战刚结束,父亲在沙劳越的拉叻写下这篇七律。悲秋兴感,月明怀乡,是古代诗歌常见的题材。这首诗虽然没有跳出游子思乡的传统主题,但在艺术上匠心独运。

先用白描的手法写描述寂静的月明之夜,在蛩虫的叫声中渲染出一派凄清岑寂的氛围,动静相间,衬托出环境的荒寂,撩起羁旅人的乡思乡愁。紧接着诗人把读者带入了祖国烽烟遍布,人民流离失所的场面,也表达作者思亲百转千回的痛苦。全诗因情造景,缘景抒怀,感情真挚,笔触细腻,词意酸苦,对仗工整。蕴含着多少沉痛和忧愤,悲哀与辛酸,而且折射出这段民族苦难的历史。

题 铁 海 棠

铁骨硃花态自雄,羞将婀娜媚春风。

莫嫌枝上偏多刺,须识丹心透顶红。

此七绝作于1978年4月,当时“四人帮”已垮台,父亲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全诗融注他对事物的认识、经验、情趣与学养,在“司空见惯”里发现新意,于平淡之中见真情。虽然短短四句,但信息量非常丰富,读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全诗以物喻人,以物见志,以小见大。它隐喻着父亲忠贞与高洁的精神,及博大精深的胸襟与怀抱;这种襟怀与精神,得之于物我同化的人生境界,表现出他对人生真谛的感悟,也显示出诗人在平凡生活中对事物的非凡感受力与洞察力。正如法国美学家狄德罗所说:“ 艺术就是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的东西”。

谈到出版诗集,父亲自述:“这个诗集,记录了我六十年来的经历和感想,也可以说是我的诗笔记”。的确如此。父亲所到之处,必有诗词抒发情感。二战期间旅居沙朥越,他写:“天涯飘泊安随遇,且把它乡作故乡”。游浙江紫竹林寺,看到这里风景秀丽,环境幽雅,他写:“闻道风涛罢远征,权将海角作东瀛。现身洞里无稽事,且听潮声别有情”。看到早春野外色彩艳丽的桃花,他写:“凝碧新红四五枝,风流招展一春时。骚人若问家何处?洞口溪边是故居”。以上诗句,宁静淡泊,心静无波,远避尘嚣,超然物外,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禅味。然而,父亲的诗都是这般潇洒清淡吗?不,也有满腔豪情、与时俱进、以物托志、向往美好生活的,请看《和起龙内兄》:“卅年阔别隔重洋,历尽风霜志未伤。有职须当求贡献,无神那得顾蒸尝。喜看祖国东升日,忙对侨胞北上装。寄语南邦诸戚友,欣逢盛世好还乡”。写这首诗时父亲已经是64岁的老头了,刚从下西坑工地调回县统战组工作,接到印尼内兄从国外寄来家信并附律诗一首,父亲一腔幽怨,满腹豪情和上一首。参观广州菊展,他写下词牌《水调歌头》,下阕:“秋光老,西风烈,独鲜妍。孤标傲世,那比得万众同欢。人爱厚今薄古,花也立新破旧。风物以时迁。愿与工农並,千载共婵娟”。参观西埔湾工地,他写:“一息尚存毋少懈,漫因白发畏艰辛”。七十一岁生日时他写:“幸有微躯堪报国,思求长剑共降魔”。纵观诗集,这样积极向上的句子比比皆是。生前他多次谈及北京没去过,很想去走走的愿望,临终前一个月,他说:“如有时间陪我到北京玩玩, 现在交通非常方便,早上在厦门上飞机,中午就可以在北京吃上午餐了”。可是一个月后,父亲走了。他的愿望却没能够实现。父亲啊!如真的有来世,我们再作一回父子吧,一定陪您到北京逛逛!

父亲青少年时代远渡重洋,开拓眼界,吸纳他山之石的精华,历经民族的忧患和屈辱。他上下求索,做梦也想祖国伟大昌盛。他一生艰苦奋斗,荣辱坎坷与共,痴心不悔,也体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达观与韧性。逝者已矣!对于父亲一生的业绩,我们无力做出评论;随着岁月的流逝,也许已经被人们逐渐淡忘。重新回忆整理父亲一生所走的路,感到这些人、这些事,具有很好史料价值。行文至此,我如释重负,也遂了多年的心愿,以此寄托我们对老人家的敬重和无限哀思!

 

 

 

 

 

 


  洪干堂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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